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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七月酷热，最严重的腹膜炎马上会急剧恶化，给错过时间的“肚皮伤员”动手术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再说，又何必叫一个人多受不必要的罪呢？
是的：开头一切不妙，可是我按照经验丰富的杜鲍夫的主意决定冒一次险。手术结束后，我还是被送到错过时机的“肚皮伤员”躺的那个帐篷里去了。连续两天我一直昏迷不醒，后来睁开了眼睛。从此，这对眼睛，也象大家一样，只是到了睡觉的时间才闭起来。于是外科医生们几次三番来看我，什么也不问，只是撩起衬衫，看了之后又都面面相觑。
当我被抬上汽车准备送到车站去的时候，大家都从战地医院里跑出来，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把我当作一件展览品送到展览会去展出了。
谢拉菲玛姥姥听见我在抽搐，在格格咬牙，立刻跑到我的床前。
“喝光！”她递给我一只小铜酒杯。
我知道小酒杯里盛的是什么，但是我渴得要命，尽管酒杯里的东西霉中带点儿金属的涩味，我还是一口喝了下去。姥姥松了口气，擦去了我额头上的冷汗。
“啊，姥姥，”我说。“你要毒死我呀！”
但是她听了我这种亵读神灵的话，只是摇晃着两只手，说：“罪过，罪过！”战争期间，姥姥变得少有的迷信了，她用自己独创的一套来做各种宗教仪式。比如说，她做圣水就很简单：把圣像浸在盛井水的木桶里。圣像，特别是上面的金属衣饰，就变得亮闪闪的，而井水就有一股怪味儿。
“明儿个是你的节日，伊凡斋戒日。”姥姥俯下身来，悄悄地说。“命名的日子里，守护神会大发慈悲的。”
“咳，姥姥，”我说，“明天早晨我自己会好的。你别宣传迷信啦！”
第四节
早晨，我抬眼往窗外一望．觉得太阳升起得过早，已经把我们这座矮平房前面的小花园照得亮堂堂的。我定睛一看，恍然大悟，这是秋天的假象，根本不是什么太阳，是樱桃树的叶子在泛着红光。樱桃树的叶子，依然密匝匝地在树枝上长得很牢，但是颜色变了，变成了铁锈红。
我听见谢拉菲玛正在板棚里忙活，她按自己的老规矩，在训斥那条奶牛和那头小公猪。她骂小公猪亚什卡，骂得特别凶，骂它偷懒，吃闲饭。如果考虑到亚什卡到冬天就去挨刀子的话，再这样责骂它，那可是不公道的。
我穿好衣服，溜到街上。经受这么一夜的折腾，我的两条腿软绵绵的，两个膝盖直想打弯，好象有人请我坐下来似的。
浓雾依然笼罩着村子，房子一座也看不到。一串串圆球般的葡萄，象信号灯似地，在房子前的花园里泛着金光。雄鸡正扯直嗓子啼鸣。
熬过一夜的剧痛后，又感到自己是这个秋日冉冉东升的早晨的一分子时，心情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老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有些失算，仿佛我睡过了头，错过了某种重要的情况，错过了村子夜里的一部分秘密生活。
我绕过菜田，来到秋播田的田头，小径消失在迷簇的雾里。我感到，只消稍候片刻，小径上就会象在那个比今天更晴朗、更暖和的早晨一样，出现陶工谢麦连科夫那个一声不响、裹着黑披巾的小女儿安东妮娜的身影。她象走在钢丝上一样，笔直的身子，端庄的仪容，迈着平稳的步伐，悄然走来。也许我还能够看到披巾皱褶里的脸庞呢！村里人都说，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可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个人能夸口说他看到过她的眼晴。很久以来，也没有人听到过她的声音了。
雾里慢慢浮现出加弗里拉岗。岗顶上，坟墓前的一只只十字架已经清晰可辨，上面的一层薄露闪着晶莹的亮光。
小径上空无一人，不能要求生活重演已经过去的往事。我们碰到的每一个幸福时刻，犹如叶子上落下来的一滴水珠，掉下来，就溶化在土地里。这一滴是找不到了，只能等待下一滴。
我又转过身来，往村里走去。来到了菜田，在一片被麻雀啄了一半的向日葵中间，跟格纳特面对面地碰上了。
我简直是交了鸿运：老是碰到村里这个痴子。
格纳待那张长满浓密、略带点儿火红色汗毛的脸上，露出了神采飞扬的笑容，两只纽扣一般的眼睛闪闪发光。格纳特看见人总是满面春风！显然，在待人接物方面，疯子要比不少正常人略胜一筹。他肩上背着一只很大的空袋子。每天早晨，他就背着这只袋子离开村子，准是到邻近的几个村子去要饭吧。
他一只手扶着袋子，另一只手把那顶戴在一头乱发上的皮帽子摘下来，鞠了一躬，指着马枪说：“好。砰砰。警察，长官！”
“去，去！去逛你的……”
“漂亮的妞儿……嗬，漂亮的妞儿，马—马斯科的甜妞儿！”格纳特嘿嘿地笑了起来。他一只手做出扶着扁担的姿势，款动两脚，迈着细碎的小步，模仿着女人走路的样子。“嘿——嘿——嘿……”
他伸出一个指头点了点我，然后把袋子背背好，沿着小径往村子对面的林子边上啪哒啪哒地走去。我呆呆地愣在那儿，两眼望着他那双用电线绑着的大皮靴，望着他那宽大的后背，背上绷着一件磨得油亮的破棉袄。
他怎么会猜到我在想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呢？疯疯颠颠的人也许真有先见之明？不对，显然，陶工的女儿从泉水那边挑着满桶水回来的路上，准是常常叫格纳特碰到。也许，我也只不过稍稍晚了一点点；如果早起来几分钟的话，就可以看见她了。
但是，为什么她每天早晨要跑这么远到泉水去挑水呢？格卢哈雷村的居民一般都是用村中心的那口井的，井台上的那架辘轳较直到半夜才会停止它那伊伊呀呀的声音。
第五节
“村里谁当过警察？德国人走了后，他们之中谁躲藏起来了？”我问格卢姆斯基。
“你不知道？”他眯着眼睛说。
“我当时不在这里。”
“啊，当然罗，你是清清白白的，对我们在这儿的都有罪喽。”
尼基塔·格卢姆斯基是个爱挖苦人的人，整天皱着眉头，与人很难相处。他在战前也并不随和，现在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在赶走法西斯后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却一致选举他为集体农庄的主席。据说，格卢姆斯基在这次会上破口大骂，诅咒自己的同乡，可是他们只是笑笑罢了。格卢哈雷村再也没有一个农民比格卢姆斯基更熟 农时了。与人难以相处的性格，这是适合农庄主席身份的，格卢哈雷村的居民都有这样的看法。农庄主席应该敢于顶任何一个区里的特派代表，如果他来这里瞎指挥的话。
“您别生气，”我说。
“烦死啦，来了人，就要盘问一番，就象咱也给德国佬干过事似的。您顶好还是去问问土匪吧。”
我当上“小鹰”才第二天，但是格卢姆斯基已经把我算作令人讨厌的上级了。
“就拿咱这个主席来说吧，咱就怕到邻村去。您的‘小鹰’队提供的保护在哪儿呢？”格卢姆斯基问。
他对我这个新上任的官儿寸步不让……
格卢姆斯基个子矮小，佝偻着，简直象个罗锅儿。他的两只大虎牙龇出来，使得上下嘴唇朝外翘起，看了觉得他想咬你。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牙齿象斗犬那样不能咬合吧！他身上很少有什么地方让人看了顺眼的。只有那双手……造物主在塑造这个矮小而又驼背的格卢姆斯基时，最后忽然慷慨起来，赐给了他一双本来想给某个达布雷尼亚·尼基奇①的大手。说不定，这双手许是因为干活才变得这么粗大的。
“您自己也清楚，没有人同土匪干呀，”我说。“总不能把枪发给少年儿童吧。”
说到少年儿童，我真不该这么冒失地横加议论。待我猛然察觉时，已经晚了。格卢姆斯基脸色都阴沉下来了。
“是呵，”他长出了口气。
四一年秋天，格卢姆斯基的大儿子被法西斯匪徒杀害了。格卢哈雷村里的人说，这孩子那年十五岁，是个象模象样的小伙子：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浓密的额发。格卢姆斯基有这个儿子，想必是很自豪的吧。他给儿子取的名字也挺相配，叫塔拉斯②。那天，塔拉斯决心要炸死一伙在院子里拔鸡毛的德国鬼子。他们是来讨伐的，这一天里他们干了不少坏事，最后想弄点吃的。村里人说，这伙讨伐队一个小时就把彼列奇哈村烧了个净光，也就是说毁了三十户人家呀！他们肮里肮脏，满脸烟黑，一边拔鸡毛，一边咯咯地狂笑。塔拉斯对准他们投了个手榴弹……
【注 ①：俄国民间故事中保护俄国土地的大力士。】
【注 ②：果戈里作品中的乌克兰民族英雄。】
只有十五岁，十五岁呀！但是这只手榴弹没有导火线，是他在菜园的什么地方拣来的……
“克拉姆钦科在乌克兰伪警察局里干过事，”格卢姆斯基说。“他溜了。你记得克拉姆钦科吗？”
我记得克拉姆钦科，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傻大个儿。他家三天二头老要出点倒霉的事：一会儿母牛吃三叶草吃撑着了，一会儿母鸡不会下蛋了。
“狗娘养的！”主席继续说。“他本以为，他从此可以轻轻松松地过舒心日子了。他把集体农庄畜牧场里的罗兹卡，那条产奶最高的母牛牵去了。可是母牛到了他家，连三公升奶也挤不出！”
“他家里人都留在这儿吗？”
“他家里人不该替他负责，”格卢姆斯基嘟哝了一句。“要不就是你们那儿另外又有什么条条？”
“格卢姆斯基同志！”我忍不住喝了一声。“别扯这一些了。”
“行哇！”主席表示宽宏大量，微微咧了咧嘴，做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就是不喜欢人家盘根问底。怎么回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