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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麦连科夫微微闭上眼睛。他要歇一口气。他感到高兴,这对他来说,也是劳动。
“他们为的啥?”我问,我朝陶工又俯下身,靠近些,好听清他的回答。
格卢姆斯基拽了拽我的袖管,意思是说,有得时间问,别折磨他了!但我知道,不能等待了。
“他们为的啥?”
谢麦连科夫忍着痛,憋足力气,嘴巴抽动几下,嘴角直冒泡泡,但是他的话怎么也挤不出,冒不上来。他发出咝咝声,睁开了眼睛。
“丫头,”他说,“丫头……请…关照……保护……我求求……”
“放心吧!”我咬着嘴唇说。
这儿可以尽情大哭一阵。雨斜打在脸上,这雨能把世界上所有眼泪都冲洗掉,冲到采泥坑底的红色血洼里。
“放心吧!”
“丫头,”他又重说了一遍,生怕我们记不住似的。“请关照……我求求……”
“他们为的啥呀?”我对着他的耳朵喊了一声。“他们是为的啥?”
我眼下没有权利怜惜他!
“说呀!你倒说呀!”
“钞票,”他说, “钞票……我……真……烧了……鬼钞票……我当时全烧……”
“什么钞票?你说!你说,快说呀!”
“那边……在……装甲车……两袋子……德国……布……袋子……火烧鬼送来……要藏……我……烧了……后来……鬼钞票……做啥?……他们不……信……我烧……真的……在炉子里……在烘炉里……夜里……他们不信……一袋子……三百万,我要它……干啥……真的……我……”
谢麦连科夫挣扎着想坐起来。他的脸上一时间浮现出一种我熟悉的、请求宽恕的可怜巴巴的表情,这种表情,同他那男子汉的深深皱纹,同他那两片直线的,执拗的嘴唇,同他那大鼻翼的鹰钩鼻子和那浓重低沉的嗓音,大尉和极地探险者的嗓音很不相称。
“真的……我没说谎……”
他发出嘶哑声,想喊出什么,但是两肘在湿泥上朝两边一滑,头耷拉了下来。面孔舒展开了——役有请求,没有愤怒,也没有强忍住肉体痛苦的表情。脉搏跳得更微弱了。
“你这是为了啥?”格卢姆斯基责怪我说。“你看你!”
经过半小时,我们才把谢麦连科夫从采泥坑拖了上来。他已经一口一口倒气了。我们站在陡壁上,从头到脚都是红泥浆。雨更大了,大块大块的土坷拉,从斜坡上塌落,滚上一阵,咕咚掉进小湖里。
谢麦连科夫的那只有残疾的左手,摊在一边。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三只细长的手指怎样捏出带把陶罐,那简直是奇迹,惊人的、巧夺天工的奇迹,就象塑造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此刻,三个手指痉挛地捏着一把湿泥,仿佛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小块不成形的泥团注入生命。
“格卢姆斯基,”我说,“咱们要找到火烧鬼。”
我的嗓子失音了。一缕缕雨水,斜打在脸上,流到嘴唇,有点咸丝丝的。距我们两百米的地方,六个土匪钻进的那片潮湿的树林在喧闹。雨水开始冲刷躺在我们面前的陶工身上的那层红泥,红泥渐渐脱离他的身体。三个指头捏着的那块泥团膨胀开来,与红色土地融化在一起。
就在不久前,在金乌西坠,西方天际飘浮着形态万变的朵朵玫瑰云的时候,我们坐在土台上,我教他如何生活,做人,我曾经对他大声叱责。要是我当时能预见到今天多好啊,有先见之明多好啊!
“这样的陶工找不到啊,”格卢姆斯基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找补了一句。“我本打算娶他的女儿作媳妇……”他又望了望低沉的灰色天空,望了望树林。“火烧鬼不能再活下去了,”他透过紧咬的斗犬牙,又挤出了一句。
第三节
我俩抬着谢麦连科夫,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路很滑,老是跌跤。我们绕过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沿着采泥坑的斜坡走着。雨,抽打着我们的脸。
火烧鬼,火烧鬼。我们现在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呆在格卢哈雷村附近。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弄清了他的秘密。他这一页最重要、也是最肮脏的历史——关于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的事件,大白于天下了。
我估摸,火烧鬼当然知道,他同他的小队押送的是什么货物。也许,他从班德拉匪帮的上司那儿接受了秘密任务——想办法把这笔钱弄到手,好作民族主义者留在我们后方的大批特务的活动经费。谁知道呢?有人说,在那时,这些匪徒已经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他们懂得,从前的主子——希特勒分子——已经靠不住了。所以火烧鬼,大概耍了两面手法。德国特务机关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呢。真是枉费心机!
我回头看了看。那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在树林的衬托下,显眼地现出斑驳的铁锈。对,这儿上演过几幕好戏。火烧鬼和他的小兄弟奋力抢救两个布袋子。几个受了伤的德国乘员,就地被他们送上了西天。何必留下见证人呢!两袋子钞票当然得赶紧藏好。附近驻扎着不少德国军队:特务机关正在撤退秘密仓库和档案。再加上火烧鬼受了严重烧伤,体力消耗殆尽。可他不大相信自己那帮狐朋狗友,不敢把钞票交给他们去保管……
我们沿着采泥坑的边缘蹒跚而行,渐渐接近陶厂了。我的两只靴子,在棕色的泥泞中艰难跋涉。43年深秋的一天,几个伪警察搀扶着他们受了伤的长官,也是走的这一条道措。为什么谢麦连科夫当时肯到陶厂去呢?不懂。那时几个炉子冰凉,格卢哈雷村人都躲在自家的木屋里。不过,谢麦洼科夫离开转盘车无法活下去呀!
陶工那蓝白的、落满雨珠的脸,此刻在绷紧的帆布雨披上摇来摆去。这张面孔由于风吹雨淋,已经冻僵,尖削的颧骨象石头那样硬,那样凉。
在那不幸的时刻,他在陶厂里做些什么呢?赤着双脚,踏动转盘车的双轮,打磨奇形怪状的陶罐?……还是给安东妮娜收集红粘泥,叫她塑造自己的动物?可是火烧鬼,凶恶、狡猾的火烧鬼,这个法西斯坏蛋……少安匆躁,我制止自已:你不能蛮干,不能感情用事!你现在没有时间,此刻最最重要的是集中思想。
兴许、火烧鬼还很喜欢这位陶工。他是宁卡的父亲嘛,他可以完全受伪警察的摆布。他的大女儿已经被火烧鬼带到林子里,成了他的人质。“她还活着吗?”我掠过这么一个想法。“如果她现在还活着,还跟火烧鬼在一起,火烧鬼也许不敢杀害这个陶工吧?”
谢麦连科夫的头和湿淋淋,一绺一绺粘在一起的花白头发,在帆布雨披上左摇右晃。安东妮娜……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能帮点什么忙呢?我甚至没有时间陪伴在你的身边,分担你的忧愁,分担你那突然袭来的悲痛。关于你姐姐,我什么也不说。她被伪警察带到林子后,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说不定她曾经企图逃跑或者谋杀火烧鬼。但不管怎么样,土匪不会放她出防区的,因为她晓得他们窝藏的地点。对火烧鬼来说,最重要的是,叫谢麦连科夫一直以为他的大女儿还活着,让她成为他的永久人质。
火烧鬼,狡猾、诡诈的伪警察,火烧鬼。他要欺骗所有……我的手指死死抓住帆布雨披的边边,抬着陶工,艰难地行进,我的军上装贴在身上,就象一层冰壳。机枪的铁棱角嵌进了脊背,但只是当我的思绪从往事的通想中飞回后,我才感到疼痛。
于是,火烧鬼扯着尖细的嗓子,吩咐把两只布袋暂时埋藏起来。谢麦连科夫等伪警察一走,就弄旺焙烘车间的炉子,把……他也许是一看见有法西斯兀鹰和印有德文的袋子害怕了。所以往炉子一塞,一烧了事,仿佛祛除邪魔一样。
可是火烧鬼回来了,他蹲在林子里避风头,治烧伤。到开春,就找上门来了。他不相信谢麦连科夫讲的老实话!这种事,这个原伪警察局局长不能理解。陶工在说谎!……六百万装进自己腰包。不管谢麦连科夫怎么解释,土匪们硬是不相信,从此,他整天提心吊胆,为两个女儿的命运担心。他终日愁云满面,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借口,拖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因此.他那怯懦和巴结的表情,使我大为诧异;恐惧和谎言,使陶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此时,谢麦连科夫的脸舒展开,甚至变得很安详,宛如石雕泥塑。一切痛苦和忧虑都一去不复返了,随生命一去不复返了。“安息了”,瞧,从前人们说得多么确切。安息了……难道人们只有死后才能得到充分安宁吗?
“格卢姆斯基!”我说。
农庄主席 着马枪,佝偻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前面大步走着。
“停停,格卢姆斯基!”
我们小心地把帆布雨被放在路边上,路边长着茂密的九轮草和车前草。
“干啥?”格卢姆斯基没回身,只是扭头瞥了我一眼。
“为什么火烧鬼把这次战役拖到秋天?”我问道。“为什么他不早点设法来搞这两个鬼袋子?你有什么看法?”
“咋的,咱是契卡?”农庄主席说。“咱咋晓得?这事眼下又有啥意义啊?”
“有!”我回答。“眼下什么都有意义。”
此刻,他全身转过来,对着我。他尽力不往下面,不往雨披上看,所以,侧楞着身子,样子有点怪。
“火烧鬼为啥拖延?那不是他的钱呗……估摸这钱是指定给土匪头的。”
格卢姆斯基沉思起来。
“不对,八成是给自个儿保存的,”他说。
“他在等……假如他早把钱弄走,他必得交给头头。所以他在等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兴许,德国人还会回来,保不准……不过快到冬天了,是带上这笔钱一走了事的时候了。混在人民群众当中,改名换姓,再在什么地方买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