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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格卢姆斯基说。“步枪，我完全在行。”
我还能带谁去呢？戈列努赫兄弟？马利亚斯？有残疾的谢麦连科夫？
我终于看见了谢麦连科夫，看见了他那长长的脑瓜儿。
安东妮娜站在父亲身旁，紧紧地依偎着他，拉着他的手，仿佛在安慰他。她盯着地上，披巾的边象帽檐那样垂在额头上，遮住了眼睛。谢麦连科夫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是啊，这里除了格卢姆斯基，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依靠的。我指的是男人。格卢哈雷村里厉害的婆娘倒有的是。拿瓦尔娃拉来说吧，她一个抵得上十个马利亚斯。她双手叉腰站在那儿，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她没有参加妇女们数数落落的大合唱。
剿匪的“协助计划”，我是一小时后在马车里找到的，阿勃罗西莫夫在临死之前把这张纸头塞在坐垫下面了。他不想让这份计划落到土匪手里。这张纸头上还留着红褐色的指印，鲜血在纸头上很快就变成了褐色。正如我所预料的，计划里面没有一点具体的指示。阿勃罗西莫夫在如何团结格卢哈雷村和周围几个村的青年方面，写下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开展教育工作，揭露民族主义者的危害性，最后“使土匪的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这张条子里还隐隐提到，应该武装共青团员。使人感兴趣的，他阿勃罗西莫夫身佩一把30式图托手枪，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武装起来了呢？我应该武装哪些人呢？武装姑娘和半大小子？阿勃罗西莫夫是个好青年，就是爱幻想。想当初，我在奥任的时候，就不喜欢他身上那股子过份的热情。没什么，他可以在生活里摔打摔打，生活会给他配上一付他需要的眼镜，会教会他量力而行。主要一点是，这样的小伙子，将来不会变成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现在永远也没有人会知道，阿勃罗西莫夫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当然，妈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阿勃罗西莫夫的母亲是个好人：安详，聪慧。我在他家吃晚饭时把糖精撒在桌上，可她脸上浮起了安慰的微笑。她多么和蔼可亲呀！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糖精粉他们家地窖里有好几普特，其实，他们是因为来了客人，才拿出了装糖精粉的胶袋，通常他们自己喝茶放的是油腻的甜菜汁……
我坐在马车上，念着阿勃罗西莫夫的信，可他却躺在院子里，躺在干草褥子上。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大家要尽可能在死者的遗体下面垫上些东西，说实在的，他们身下是硬是软，那不是都一样吗？大伙儿已经散了，连谢拉菲玛姥姥也走了。她在板棚举里蹾蹾摔摔，弄得砰嘭直响，用人间一切骂人字眼在大骂。在这个惊慌不安的村子里，生活又慢慢地恢复了常态。
“真见鬼，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要操这么多的心呢？”我一面听着谢拉菲玛骂街，一面在思索。“有人给这个阿勃罗瓦莫夫包扎了脐带，揉了太阳穴，往耳朵里吹了气，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有人动足了脑筋，给他取了个名字……在这个青年身上，也象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一样，倾注了多少心血，多少爱呀！现在大伙儿已经散了，各自去干各人的事了，逆来顺受了，实际上应该敲响地球上所有的钟，拉响所有工厂的汽笛呀！因为地球上没有比杀害半大孩子，杀害天真的、热情洋溢的、对人类充满热爱的半大孩子更野蛮、更不公平的事了。”
这时我觉得，有个人站在马车旁边，悄没声儿地站着，连呼吸也几乎感觉不到，山雀呼出的气大概也比这个人粗些。我回头一看，是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她靠在马车上，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阿勃罗西莫夫，她的脸在粗布黑披巾的衬托下显得苍白极了。大伙儿都各自去干自己的事了，可是安东妮娜还留在这里，想着心事。我老半天也没有发觉她。此刻她发觉我在看她，也朝我扭过头来。她没有象平时那样藏起眼睛，没有象平时那样把披巾拉到脸上，这人的惨死，使她震动太大了。我们相对地望着，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窘迫，因为我们考虑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而是那个躺在马车旁边，额头上被人用芬兰短刀划了个五角星的那个人。
我感到，我们两人的思想流到一起，合二为一了，好象是一道被网儿隔开，但仍往一处流的河水。我伸出手去，触到了她的手掌，触到了她那纤细的长手指。她的心情大概比我还沉重吧。她不肯相信他已经死了。她象个孩子，在盼望着出现奇迹：象做恶梦一样，顷刻间一切都变了样：额头上有伤口的半大孩子霍地站了起来，用手掌一抹脸，伤口立刻消失，斑斑血渍就象在倾盆大雨之下，全被冲洗干净。
从前，我怕看她，怕看她那块黑披巾。我老觉得有点害怕，有点难为情，所以总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这当儿，我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我们相互靠近，我们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在这个空荡荡、踏得一塌胡涂的院子里，如果不算阿勃罗西莫夫的话，那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阿勃罗西莫夫到这儿是想来帮我忙的，他确实帮了我的忙。
“我要上那儿去，上林子里去，”我对安东妮娜说。“他们为非作歹的日子长不了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确实如村里人所说的，她是个哑巴吧？不过我的话她是听到了。她摇摇脑袋，仿佛是要我别去冒危险，她的眼睛因为害怕睁得更圆了。我循着我们两人奇怪的、一致的思想的流向，探究下去，我突然明白了：她了解土匪的情况比我多，她了解，所以害怕。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恐怖并不是抽象的。她好象回忆起什么事情，才提出了警告。她能了解什么事情呢？她能在哪儿碰到他们呢？我的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咯噔往下一沉，一沉到底，就象一颗迫击炮弹投进漆黑炮筒一样。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很是紧张。她这个憨姑娘，是不是有一回到林子里去采野桔子或者黑莓果，意外撞上了那几个透过赤杨林，朝大道上窥探，在树影和光线交织的斑驳背景中闪动着扁脸的家伙呢？我一想林子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两手都哆嗦起来了。
但是她的手指，她那惯于捏泥巴和上釉底料的纤细而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让我的手不要哆嗦，叫我不要再去想象林子里野桔子丛生的空地上可能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她慢吞吞，神态严肃地迈着脚步。她是这样柔弱，简直无力自卫。她后佛不是士生土长的人，不是格卢哈雷村人。她那忧郁的神态，我看了不由动了怜爱的感情，我心痛得五脏六腑都兜底翻了个个儿。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一边想，一边对刚才被她手指捏过的手掌瞥了一眼。“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死神和鲜血就在你的身旁，你的前面，似乎是凶多吉少；可是，爱情却似突然发作的剧痛一样，不期而至。大概，这是因为战争压缩了我们的生活，
个小时等于一年，一年相当于一个世纪。爱情，如果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那种爱情是疾风骤雨，而不是一滴一滴地淌下来的涓涓细流。
你的爱情是从什么时候萌起的呢，安东妮娜，我的宝贝？
第二节
“随便什么防区我都不准你去，”古潘对我说。
我们大伙儿坐在我家那间热烘烘的厨房里，吃着煎鸡蛋，而阿勃罗西莫夫却躺在冰冷的前室。这顿饭有点儿象葬后宴。古潘和他的两位带自动枪的民警多喝了几杯，满脸通红通红。这位区分局局长拿起自制的铅汤匙，使劲地弯它。他已经折断两只了，可是谢拉菲玛姥姥没说一句怪他的话。是啊，管它呢，叫他弯吧，我们用德国佬的迫击炮弹箱铸出了成千上百个匙子……古潘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连火钩子也折得断。他一来，房间就显得挤多了，仿佛搬进了一只保险柜。
“随便什么防区我都不准你去，”区分局局长又重复了一遍。“赔了阿勃罗西莫夫我已经够受了。这种自作主张逞英雄的行为不能再重演啦！”
“我不是一个人去，”我说。“格卢姆斯基和波佩连科陪我一块去。我们都有武器。”
“什么武器？”
“这种武器，您自己知道，应手的。等打完仗，我们全上缴。”
“我不准你去防区，”古潘又重复了一遍。“我的损失够大了！”
“好，那您就调拨给我十个‘小鹰’，”我开了腔。“五个也行。不过要有经验的。那儿土匪不多，我们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我知道那儿有多少，”古潘说。“十来个人，匪首是火烧鬼。你以为我们两眼一抹黑吗？每个土匪的情况都登记在卡片上了，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那您为什么不把他们逮捕归案呢？还是贪图做卡片省事？”
古潘打了几个饱嗝，斜睨了我一眼。也许，我在他的眼里，就象阿勃罗西莫夫在我的眼里一样，是个闯劲有余，经验不足的小青年呢。
两位民警漠不关心地听着，其中一位在他那支什巴金式冲锋枪的转盘里剔什么东西。看样子，弹簧卡住了。“该给他几个梭子，”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干吗要带着这么重的转盘呢？衣袋里放不下，靴筒里塞不进。”
“火烧鬼是个奇怪人物，”古潘仿佛是顺便说起似的。“鬼点子不少！给特务机关出主意，组织假游击队的就是他。他自己也是特务……不过他也参加过乌克兰起义军①。老弟，这个家伙是个惊弓之鸟。法西斯分子挺信任他，他们甚至叫他带领特务队护送装甲运兵车……就是运钞票的那两辆装甲运兵车……看来，他们是白信任他了。”
“什么钞票？”
【注 ①：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武装匪帮。】
“我们的钞票，苏维埃的钞票，特务在防区有几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