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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 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 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 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 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 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 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 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 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 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 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 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 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 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 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 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 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 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 动手动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 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 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 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 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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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 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 即今中山公园。 （22） 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 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 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1958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被一辆吉普车押送到横浜路的劳动教养收 容站。收容站门口有扛枪的大兵看守，进去了当然出不来。我责问押解我 来的复旦人员：
“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
所得到的只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 形成一条条夹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 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 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互不相通了。每个夹 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材 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 朝南房屋的最西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 小学教师，好象还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 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 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 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 三岁的青年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 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 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 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关了一阵子，忽地 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了， 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 工程一结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 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 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 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 捕后不久，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 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 但因作为伪警即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 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 说话时那小组长虽也跟着发牢骚，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 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 得了啦！… ”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 都有好些人关进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 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 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 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 了何等样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 他原是厂里的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 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 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 在单位里也的确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 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 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历，容后再说。平反后我们又 见到过一次，因他后来去了东北，失去联系，不知其情形 N陆ㄊ俏缓芎玫哪 配音演员，又精通德语，好学不倦。他父亲曾任伪职的高官，当然也是他受 累的因素之一，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右派甄别时，却把他排斥在外，硬说他是 坏分子，其实他何坏之有？而78年右派平反时却又算上了他，平反后回了电 影厂。
我关在收容站的那几天里，房子东头靠门的办公室旁的禁闭室里不时地发出 喊叫声。那里也关着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余姓助教，他本该上一批就被押 解出去了，因为他不服，并绝食抗议，就被单独关禁闭。强制他吃饭剃头时， 干部并不直接动手打人，但他们很会利用刑事犯去完成其意图，这就发生喊 叫了。余助教后来和我们一批去了白茅岭，仍然坚持绝食，始终被单独囚禁， 故没有见过面。但白茅岭的干部可没有收容站的仁慈，“不吃就不吃”他？ 就此饿死了。
余助教其实很冤枉。他出身贫寒，当上助教后，唯一跟他过日子的老母亲 得意极了，以为儿子做了大事业理应有钱尽孝，便提出种种要求，吃人参补品 之类。儿子也的确孝顺，样样满足她，于是欠债累累，便一次次提请补助。 运动中竟以无理取闹为由送来教养，至于是否也带过右派帽子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许多人欢腾起来，“老宁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