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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 “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 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 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 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 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 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 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 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 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 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 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 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 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 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 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 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 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 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 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 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 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 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 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 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 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 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 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 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 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 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 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 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 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 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 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 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 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 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 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 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 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 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 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 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 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 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 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 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 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 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 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 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 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 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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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 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 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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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 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 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 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 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 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 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 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 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 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 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 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 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 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 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 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 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 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 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 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 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 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 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 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 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