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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 ！不给！下次你们的猪给人偷了我也不来报告了”。说罢悻悻而去。
再说那条死狗，颈上套着一条绳，一路被拖曳而来。混身泥巴且不去说它， 就是那美丽的皮毛也被磨损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有半张皮已经脱离了身体，原 来它被夺回来时早已被人挂着正剥皮呢。何管理员看了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 问道谁会剥狗皮 。小张连生一想机会来了，马上应声说“大学生肯定会的”。 何管理员和场员小王都把眼睛向着我看。小张连生一边用手臂碰我，一边眨着 眼睛说“你不是说过的吗？”。我于是也就顺口吹了起来说“学生物学时倒是 也会解剖的”。何管理员想了一想，又皱了一皱眉头，终于对小王说了声“这 条狗就给你们吧”。说罢边摇头边叹气而去。
小张连生这下可来了劲，快步去提了一桶水来，朝狗身上浇去。把它冲出 了本来的面目，他们两人又七手八脚地就用拖狗的那条绳将它挂了起来。这下子 可得看我的了，我心里想道，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忍着恶心，拿着一把刀走上前 去。一手抓住那半挂着的狗皮，另一手拿着刀沿着皮和肉的分界线划去。这样居 然慢慢地将狗皮剥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旁叫好不已。然后帮着将狗从挂着的地方 取了下来，搬运到拘留所旁的一块约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那空地后有一个工具房，前面和东面隔着水沟是水稻田。大家又从工具房中 搬出一张桌子，将狗放在桌上。我就开始对它开膛破肚了。到底我是第一回做这 种事，笨手笨脚的，做得很慢。慢慢地在水稻田边便来了许多乡下人，咧着嘴嘀 嘀咕咕地边议论边看热闹，我和小张连生忙于弄狗，小王则蹲在一旁执行着看管 我们的任务。
乡下人的嘀咕声渐渐地愈来愈响了，意思当然也是要想这狗肉吃。小王一口 说何管理员不给，没办法。乡下人则大骂，说不告诉你们则你们屁也吃不到。小 张连生是个机灵鬼，马上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拥上来抢。就去工具房拿了一只篮子， 叫我放下刀子，且慢忙着斩狗肉，赶紧先把斩下的狗肉拿进去再说。果然，围观 的人一看狗肉被拿走，就哇哇地大声囔了起来，有几个人还蠢蠢欲动。何管理员 在办公室里听见闹声，跑了出来，喝问什么事。这时有一个兔耳猴鳃精瘦精瘦的 中年农民跨过水沟，并随手拗了一支小松枝，再把脚跷了起来说
“何管理员！我烂脚丫子讨点狗油擦擦总可以了罢”。众人不禁大笑起来。 何管理员忍俊不禁，刚收起板着的脸，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人便已跑到桌前。 伸出树枝便来挑油。众人也随着一哄而上，一刹那之间桌子上的残尸剩肉就无 影无踪了。
众人笑着、叫着在田埂上鱼贯而行，叫骂着
“以后农场的猪给偷走了也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张连生美美地 吃了一顿狗肉。小王是场员，又是拘留所的厨子，平时吃得饱，就不和我们分享 了。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何管理员吩咐道“狗就算了，不过盐是公家的， 烧狗肉不许放盐”。小王和另一个年老的厨子竟也不敢违抗。我们就这样吃了一 顿不放盐的白煮狗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却也是最美味的一次。 是不是煮狗肉应当什么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试过。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小张连生果然如愿以偿，被送走了，他很高兴，肯定又 会有机会逃跑的，但谁知这样的流浪小孩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我也作为该拘留所的最后一名犯人于那年被释放到了分流分场一队。
第八章 分流一队
1965年夏，我在监狱内的监狱被关了两年半以后，又被放回了生产队。这 就是分流分场一队。分流一队位于分流庙拘留所的东北方向，这里集中了57年以 来到那时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以及场员而再次被劳教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老改造队。所以派来担任主管的张管教是一个很凶狠的队长，这只要从 他对待一位姓高的老者的态度就可以明白了。高、张两人原来是邻居，同为失业 之人，50年代，两人同去江西路的同一个失业登记处求职，姓高的走到了民政局 的窗口，而张则去公安局的窗口登了记。不久，通知下来两人都得到了安排。张 当了警察，而高则到白茅岭做场员。57年农场性质改变，高的地位急剧下降，在 困难年代又被判了劳动教养；张则也从上海被派到白茅岭，恰好成了高的顶头上 司。可是就我所见，张对高决无宽容之意。从这两人的关系也足见机遇之作弄人 了。
我到了一队又碰见了许多老朋友，大多是比较性格倔强的人，或者是所谓的 有历史问题的人，因为后者的解除劳动教养与否根本与表现好坏是无关的。我到 了该队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早已成为了白茅岭的知名人物，谣传我如何如何地 “反改造”。所以第一天那张队长就叫我去训话，叫我要“老实些”不要找他的 麻烦。
重逢的朋友中有同船来农场的温健、原右派队的彭君毅和林学成。彭原是上 海机械专科学校（即国立高机）的教师，是极为爱护学生的一位好教师，还曾经 是地下共产党人。他为人刚直，是右派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分流一队也 受尽歧视。80年代平反后已届退休之年，住房得不到解决。有一年夏日炎炎，居 处不堪其热，不得已而去外地谋职，在广州市火车站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彭的妻子胡女士是位家庭妇女，对丈夫忠贞不渝，也不畏强暴。有一次来 农场探亲，那张队长在让他们见面前先来个下马威，对胡无端训斥一番。胡女士 答道“你说他反动，他如不反动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政府既然把他交给你管教， 我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倒是我应该责问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教育好？怎么你倒 说起我来了？”张管教队长无言可对。
林原是某轮船的三副，随船于50年“起义”回大陆。回来后就明升暗降调 在陆地工作，再也上不了船。平反后在港口工作，95年患肝癌去世，家属欠下医 药费万余至今未获报销。这些都是后话。
分流一队也有一些来历很神秘的人，这都是由游民场员而转变身份来的， 例如有一个姓潘的心脏病病人，常年不能劳动，当他忽然死了以后，仍有大笔汇款 寄来，而汇款人的地址全是假的，无法退回。据说此人还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又 与共产党上层有关云云，
但传说的事就不去管它了，且说有一个名叫李妙龄的故事。李妙龄在读中 学时，在一位爱国教师的影响下随许多同学一起去了浙江省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加入了三五支队打游击。那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后，他曾来上海做地 下工作。他很得意地说起，有一次他受命在大柏树骑着摩托车待命等人，当有人在 他肩上按暗号拍打时便载着那人向市区驶去，再次暗号时则将搭车人放下，但不准 回头看那人。果然那人按时来了，当车行至虹口体育场时，听见后面爆炸声响，次 日读报方知是江湾军火库被炸了。后来由于王孝和破坏发电厂案被捕，他们慌忙逃离 上海。于是他辗转到了苏北根据地，曾在一电台工作，又做过李立三的司机，后来在 进攻上海时，他是陈毅的司机。他说：
“忽然前线传来上海已解放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快得有点意外了，陈司令员高 兴得不得了，马上带着大家出发去上海。我开的是第一辆车，心里想会不会有地雷？ 为了首长的安全，就把车往边上一靠，说是抛锚啦。让其它的车走在前头。”
进了上海以后，他仍是陈的司机，并负责做司机的小组长。他部下的那些司机 大都是接管过来的人员，即留用人员。有一天，一个原上海籍贯的参谋对他说：
“小李，开我去一次某地。”
他心想肯定是这参谋想要坐车回家炫耀一番，就回了一句：
“是公事还是私事呢？”那参谋愣了一愣，李又说了：
“不是我不肯开，司令员说过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私事用车呀。”那参谋 只好作罢而去。
过了几天，他因琐事和手下的一名留用人员司机争吵，那司机回嘴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前也因某事被批斗过。”
李想这事该司机如何得知？必是那参谋因用车不成，怀恨在心于背后挑动那 些司机不服他管。他说：
“那时我们还很民主，我和那参谋是一个党小组的。在开会时，我就此事 对他提意见。我越说越激动，那参谋被我说得直冒汗，我看他将手伸进裤袋，我 一时情急就掏出了手枪。但其实他是在口袋里摸手帕。
“这下可糟了。我被缴了枪，关了禁闭。禁闭后我就被调往吴淞口处的一 个电台工作，那是一个干扰台，我被安排去管发电机。可是那电台的台长竟就是和 我一起上四明山的同学，还是个女同学！我这个大男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我就闹情绪不干，跑回上海，去军管会找粟裕，他是个好人，对我好言安 慰了一番。我坚决要求开车，但结果只能让我去开运输卡车。我终于不服，闹情绪， 最后以无理取闹的罪名被送劳动教养。但我来农场后还是受到很好对待的，不久脱 了帽，当上场员。但我又怎能安心一辈子就这样呢？
“我逃跑到上海，站在大世界门口，靠在铁栏杆上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 车辆，不胜其伤感。这时，忽然有一只小手来拉我裤腿，悄悄地说：爷叔，你饭吃 过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有钱，要我带他去吃馆子。原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