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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 ”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 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 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 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 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 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 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 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 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 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 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 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 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 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 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 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 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档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 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 （3） 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 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 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 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 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 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 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 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 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 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 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 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 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 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 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 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 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 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 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 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创我们罢了。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 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 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 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 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 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 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 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 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 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 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 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 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 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 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 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 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 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 ，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 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 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 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 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 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 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 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 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 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 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 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 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 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 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 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 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 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 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 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 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 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 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 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 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 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 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 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 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 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 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 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 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