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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办公室和仓库等。因为我不 听他们的约束，总站在窗口张望，他们先是派了一个人站在门外看着，管不了 我后，又不许人们走我窗前经过，后来不得不用土坯把窗户封了起来。他们将 我秘密地关在那里，似乎象怕人劫狱似的，十分可笑。我这样被关了月余，倒 并不感到单身牢房有什么可怕，只是有一天使我伤心极了。那天，场部的施助 理开门进来，递给我一小包食品，说：
“你爱人来过了，为了有利你的改造，我们考虑不让你们见面。这是她带给你 的东西。”
我默默地收下了东西，心里感到气愤非凡。“有利改造”这是什么屁话！我妻 子在寒、暑假中来农场接济过我多次，不但路途辛苦，有一次在涛城时回去还 因感染而得了肾盂肾炎，成了终生疾病。此次几个月不见我家信，本就着急， 不料还被拒之门外。这些号称改造人思想的恶棍竟然如此。若干年后我才得知， 当她来到山下铺后，虽未能见到我，但我的朋友黄建基和张亚新等还是冒险去 招待所见了她，给她以安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禁闭室闲得无聊，每天用一点方糖屑放在地上逗蚂蚁玩，又过了几天，用土 坯隔开的后半部房间里有了声响，又有人关进来了。等押送的人一走，我赶紧 敲墙打招呼，原来是陈咏春来了。这墙并不隔音，我们得以交谈。后来我们还 发现那土坯墙的顶上留有缝隙，足以传递书籍、纸条。我的单身牢房生活结束 了。
又过了不久，我被用卡车押解到了分流庙，那是农场内的拘留所，是监牢里的 监牢，则又是一番情形了。
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
分流分场是白茅岭最北的分场，设有一个场内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来是座 庙，就叫分流庙，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了。这庙紧靠着公路的东边。沿公 路向北约十里路便是梅渚镇，隔水就是江苏省的社渚了。
分流庙很简陋，只有两幢房，中间隔个院子，院中有两棵五米高的大树。院子 的东边有个厢房，西面没厢房只是一堵墙。后面那幢原来菩萨住的房，现在被 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间牢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栏杆和栏杆门，颇象古代的牢房。 厢房没有这样坚固的栏杆和栏杆门，只有一扇竹门，当然也挂着大锁，本来是 做仓库用的，现在也关着人，算是关重犯的特别牢房。前面那幢门厅，或原来 放些小菩萨如四大金刚之类的地方则隔成了好几间，做办公室，干部宿舍等之 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车押来此地后，立刻就被关进了那间厢房。厢房的门是朝 西开在中间的，进门以后，只见对着门放着一张竹塌，塌上盘腿端坐着一位约 四十岁光景的、面色非常苍白的人。门的南端，则是地上铺的草席，席上朝里 拳曲着一个很污秽的身影。门的北面，地上也铺有席子，沿最北的墙则是个双 层的架子，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和从犯人处搜来的东西。室内的光线全 靠竹门上一个观察和送饭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阴森可想而知。门刚在我身后 哗拉一声关上时，忽地那拳着的人便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地用头顶着地把身体 弓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扑哧”连声地从鼻孔里喷出血来，同时满嘴地 吐泡沫。对门竹塌上的那位等门上了锁，押我来的人走了才睁开眼睛，和我打 了一个招呼，并指指地下的那人说：“不要紧的，他是个癫痫病人，一天要发 三、四次，发过就好的。”我回头一看果然他虽仍双目紧闭，但已慢慢地平息 下来。在他身边的三面墙壁和地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散发着阵阵腥气。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人（我如今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个无业游民，来农 场时本是场员，农场变成劳动教养场所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女劳教队里做厨子， 本以为他身高不满五尺，相貌丑陋，还是个瘌痢头，在女队里不会犯错误的。 谁知在饥荒年头他交了桃花运，就凭他的厨房地位，居然娶了一个据说颇有几 分姿色的女场员为妻。可惜他偷窃成性，在一次小偷小摸时人赃俱获后被捕， 又轻信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赃物。于是在他住处床下搜出了用 竹筒装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钱。这样一来，一方面根据赃款数额被判了五年刑； 另一方面本来一贯受他欺凌的老婆发觉他竟到手了这么多钱，而又瞒着她从未 一同享用过，一气之下提出要和他离婚。他经不起这双重打击，马上就旧病复 发瘫倒了；在思想行为上也一变积极汇报的往态，大骂共产党骗了他，说坦白 其实是自杀。他当时关在这间成为拘留所内的禁闭室的仓库里一则是因为这病 无法住在拥挤的监房里，二则也是在等着送往劳改队里去。
那位同房间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关在牢里仍然服装整洁，有一次我按当时的 习俗穿毛服不钮扣子，他批评说“这又不是西装！”我听了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的确，他遇事说话谦谦然有君子之风。
在我谈过了我“案情”后，他的故事也就一一为我说来了。他是40年代上海圣 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商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会计。49年后被留用下来。 58年也在运动中被劳动教养，总算他不久就脱帽当上了场员。我想，他大概是 修养到家，有办法忍耐，不与队长顶顶撞撞，或许是碰上了不太凶恶的队长， 总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场的一个女队里当统计员，也兼管厨房的账目。那儿 的一个队长与某个女劳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里。后来那队长调离到另一个队 去了，这暧昧关系当然也难以维持。但那队长倒还是个有情感的人，常到女队 的统计员处坐坐，通过蔡康定每个月贴给那女的五元钱用。当然他和蔡之间也 就话匣子常开了，不免透露出许多内部消息，例如，他就预先知道了右派要集 中，知道了些场员出场的条件，也知道一些干部间的事情。老蔡当然也有一些 在其它队的场员朋友。出于对各自前途与出路的关心，他们相互也就谈开了。 春节时，蔡去上海探亲。他的朋友说话不小心被人窃听去汇报了，队长们奇怪 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事这么多。就一连串地关了许多人，他们挺不住，供出了消 息的来源。于是这些干部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忽地被激发了起来， 使他们如临大敌，认定必然有个美蒋特务之类在刺探他们的了不得的情报了。 这特务非他，通晓英语的蔡康定是也。所以蔡一踏回农场，立刻被捉将进来， 把他的行李来个兜底翻，硬面日记本连书面全拆开，罐头食品一罐罐打开，倒 出来看个明白。当然一无所获。几经审讯，案情大白。于是一关半年许还在等 处理呢。
我从一关进拘留所的当天下午起，就受到了日以继夜的轮番提审。提审是在办公 室里进行的。那拘留所有一大两小共三间办公室，大的一间也不过十来个平方米 面积，拼放着两只写字桌，对面对坐两个干部，朝南坐的是一脸凶相的拘留所秦 所长，人们送了他一个秦始皇的雅号。南面紧靠着是另两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 间，各有一只写字桌。提审时，被审者坐在一只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而提审干部 则靠着椅子坐在桌前发问。
在几个月中，审我的人换了好几次，有陈队长、颜队长和杨队长，有时秦所长也 来凑热闹，端端架子妄图吓唬人而已。
提审虽旷日持久，其实无聊透顶。本来就没有事，又能问出什么来呢？幸而当时 还不是文革时期，我并没有受到严刑铐打，但可说从头到尾都是进行着诱供。这 种非法的审讯方式之所以能得逞，实在是因为法制概念之荡然无存。由于人民和 政府的关系是被颠倒过来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仆，反之却是人民的主人，所以 你必须回答他们的一切提问。于是，就得把你从小起的一切事不论大小都当作 “罪行”一般来“交代”。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党（甚至还不是政府）是不可能错 的、是应该主宰一切的、是有权对你的一举一动进行审查的。你必须在任何时时 候如实地向他们供述你从父辈起的历史。客气些说这叫“向党交心”，否则你如 “心”都不交就足证反党大罪了。一旦落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先决不向你提具体的 为问题而是用肯定的语气叫你交代罪行，一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架势。有的刑事犯 罪分子经不起这一吓，供认了另一件并未被掌握的事者有之，供认的范围远远超出 被掌握情况者有之，里面的行话说这都是“插错了扑落（35）”。第一招恐吓不见 效，或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就使出了第二招曰骗。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攻心战术”， 向你大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过坦白是从来不可能有宽大的，除 非你被用来做诱供其他人的工具，即便如此，则今天宽大处理，不等于明天不推倒 重来。而当你感到并没有得到宽大时，辩证法的妙用又来了“宽大处理不等于不处 理嘛。”“宽大也不是无边的嘛。”
＊＊＊＊＊＊＊＊＊＊＊＊＊＊＊＊＊＊＊＊＊＊＊＊＊＊＊＊＊＊＊＊＊＊＊＊＊＊＊＊＊＊＊＊＊＊＊＊＊＊＊＊＊＊＊＊＊＊＊＊＊＊＊＊＊＊＊＊＊＊ 35 Plug的译音，意为理解错了被掌握的案情，插错了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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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断然否认了有任何“罪行”可交代的。于是就转入第二轮的“政策攻心”。 他们装出了“苦口婆心”的姿态，一再念诵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符咒 经。还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在为我好，
“你千万不可误会，我们是在帮助你，决不是要想打击你。
我也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说：
“当然，当然，我决无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