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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粮食有所增加，但体力的消耗增加更大，粮食又分等级，经常评级造成人 与人的矛盾。这时候家庭的接济就十分宝贵。和我一个小组有两位年龄五十上 下的人，其一原是在上海西藏路开水果店的，常有接济食品寄来，另一则无。 后者体质本比前者好得多，但在大庙岗时即已饿得在田里抓田鸡吃了。安徽有 一种积肥的方法叫烧火烧土，即把草皮连一层土铲下来堆了烧。这时大家就懂 得如何将田鸡剥皮后放在火上烤来吃。前文提到过的那老宁波则简直来不及烤 田鸡，会连皮把它生吞下去。我说的这两位老者，有接济的活了下来，另一位 日见消瘦，在60年终于饿死，这是后话。
再回过来说我还在总分场时，有一天大雪纷飞，我被人告知家属来探亲了，这 是因为她们沿路问讯，才有人知道了传话的。但我仍得等到收工才被叫去见面。 原来我妻子的学校与其他学校合并后，有一位新校长的丈夫是总分场的干部，从 而了解到农场的一些情况。她力促我妻来农场探亲，顺便也为她丈夫带些炒面粉 之类的食品来。于是我妻便陪同我高龄的婶母冒着严寒来了。在她们找到毛云中 秘书后我得到了优待，给了半天假，还给了招待所一间房让我门好好地谈了一晚。 毛秘书悄悄地透露说我们得改造三年，还说这话千万不可说出去。我当时听了简 直吓一跳！平时干部们口口声声今冬明春如何如何原来都是鬼话，而其实毛所说 的三年也不真，事实上他也不知情。
由于筑路队的流动性，日子多了消息也灵通些，我后来得知这些农场干部除少 数“骨干”外也都是上海公安局被排斥的对象。若干年后在放马场（一个地名， 并非真正放马）劳改时，一位杨队长也亲口告诉我说，当时公安局开大会，动 员他们到安徽来服务，愿意去就去当干部，否则马上判你劳教送过去！于是大 批的留用警察几乎都不能幸免。
这些干部来农场后其实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后来在钟桥时就听到一件 事，说是上海公安局的局长黄赤波有一次来农场视察工作，就在那处做报告。 局长大人做报告时却改不了他那满口粗话的习惯，在讲台上大操其娘。听众中 有一对夫妻，男的叫郎君，据说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趣，实在听不下去了，便 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是大家都是同志，请局长不要骂得太难听。不料局长马 上问：“这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给我瞧瞧。”然后就有两个说法，一说当场 即宣布了将该警员送劳动教养，另一说法则是第二天宣布的。总之，这位郎某 因此便被劳教，后来其妻高非顶不住压力和他离了婚，他则在60年时饿死在农 场里。
关于黄赤波骂粗话的事，我后来在提篮桥监狱碰见他女儿的男朋友时得到了证 实。这已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这个男友也是个高干子弟，是因“破坏抗美援 越”“偷听敌台”之类的冤案成为反革命的，他说黄赤波对下属其凶无比，见 了上司却是胆小如鼠，是一个“老虎、狐狸、狗”即见了下属是虎，在同事间 是狐而面对上司却成了狗的人物。刘少奇在红房子西菜馆吃饭时，他才轮得到 在门口站岗的份儿。说他反毛主席实在太抬举他了。这是后话，且放下一边。
不过小资产阶级情趣也得看谁有，农场总场的一位姓赵的女干部据说出身富有 人家，因为涉及潘汉年案而贬官来此。每当接近她的干部出差上海时，总不能 忘记捧回老大昌奶油蛋糕去孝敬她。
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一次正在田间中耕作业，忽地远处走来一人，穿得 倒很朴实，脚蹬一双六耳麻鞋，走到跟前，瞧了一会儿。显出很不满意的样 子，大声问道：“你们的狗鸡巴队长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看果然那个凶神 恶煞般的生产队长早已溜得不知去向了。后来得知，那个来者乃是总场的一 个副场长。他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但干部没有人见了他不混身发抖的。
干部们最喜欢的是当派出队的队长，这时便没有比他们大的官管他们了。于 是就更能做土皇帝，为所欲为，吃得也比场部的干部要好得多，因为当灶的 劳教人员不敢不拍他们的马屁。当然，是吃在众人头上了。
这些干部能有多少修养或水平，他们怎么可能担当所谓改造思想的任务？对 待下面他们拿手的就是粗暴的训斥。而那些刑事犯罪性质的大小流氓，虽然 内心里并不怕他们，但却非常会在被训时装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以满足 干部的自大狂。象我们这样没本事如此表演驯服的人自然就该被视着“从眼 神里都可以看出的反改造”。但这还不是最倒霉的，要是你碰到一个用好大 喜功来对上讨好的队长，那你所得干的奴隶劳动就够惨的了。如若你又体力 不支，干不完定额，嘴巴笨拙对付不了那些流氓。那你就得在白天的奴隶劳 动之余饱受晚间批斗之苦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钟桥的事。1959年初，土公路已基本完成，我们这一从南向 北筑路的队与另外的在郎溪的筑路队几乎会合时，便被调到钟桥镇。这是一 条通往江苏省边境社渚镇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公路穿过一道桥进入小镇 ，路旁有一所原来是作仓库用的大房子，我们和另外一支筑路队便同时住在 里面。新的任务是采石。
采石场位于江苏省社渚境内，我们被告知在附近要建一个飞机场，采石是为 飞机场公路建设之用的，事实上我们的住地就在两省交界处，每天去工地时 就要穿越两省的边界线。采石工地的情景和法国影片《悲惨世界》几乎完全 一样。我们的新地址是保密的，对外用了一个番号。这番号却对我们大有益 处，原来上海的邮电局知道白茅岭农场是公安系统的劳改单位，向那里寄食 品是不许可的。往常家属寄食品来接济都不得不用掉包计。有时还会受到不 明事理的邮政职员的凌辱。而用上番号就不同了，还以为是寄到空军部队的 呢，所以大量的接济就源源而来了。
有一天，我在劳动时有人指着另一队的一个矮个子对我说：
“他也是个教师。”
我问：“是吗？哪个学校的呢。”
“他是位育中学的体育教师，叫刘某某，是全运会上得过百米跑冠军的呢， 他还是个回教徒。于是我随口就问了一句：
“那末，他在伙食上有什么照顾没有？”
那人回答道：“他现在什么都吃。”
还说了一些他的馋相。我也很感叹地说：
“那真是斯文扫地了。”
我没料到和我说话的人却是个拨弄是非的。这话不久就传到对方耳里了。这是？ 我通过下面这件感人肺腑的事才得知的。
过了几天，来了一批邮包，当然，我也拿到了来自家里的接济。晚上，我刚开 始要入睡时，忽然有人往我枕下（28）索索地塞东西。“是谁？”我忙问。
“是我，刘某某。”
“你干什么？”
他一边示意我勿出声，一边急急忙忙地说：“人家看得起我，我却看不起人家。 你看不起我，我却因此看得起你。你一定要收下。”说着就快步地走了。 ＊＊＊＊＊＊＊＊＊＊＊＊＊＊＊＊＊＊＊＊＊＊＊＊＊＊＊＊＊＊＊＊＊＊＊＊＊＊＊＊＊＊＊＊＊＊＊＊＊＊＊＊＊＊＊＊＊＊＊＊＊＊＊＊＊＊＊＊＊＊＊ 28 在那间大仓库里，除入口的一边外，三面围着竹编的架子作床，我们这队 睡西边，刘的一队在东头，两队是禁止来往的。我是头朝外睡的，他是越过禁 区冒险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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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的是一盒饼干。第二天，我才打听到刘老师家里很窘迫，每次寄邮包不 过是将烧饼、油条晒干，难得才有这么一盒饼干。刘老师是运动员，平时每月 的粮食定量为56斤，如今每月40斤粮食还要干如此重活，怎么不饿得发慌呢？ 不久，采石队解散，我们调到涛城分场去的路上，队伍很分散，天晚到了目的 地，发现他失踪了。先还以为他逃跑了，不料第二天他就只身回到队里。原来 他在一个拐弯处，趁机挑着行李铺盖径直去了郎溪，将行李摆了个地摊，卖光 了后吃了一饱，才又不得不回来。60年灾难时，他是第一批饿死的人之一。这 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谁又能不饿得发慌呢？有一次，我家里用一磅装的茶 叶罐寄来了一满罐的炒酱，这是我妻为我精心制作的，为了防坏，也为了经吃， 酱炒得比较干。领取邮包当然是天黑收工以后，拿到了包裹，回到住处，打开 罐子就着那里的昏暗的灯光也看不清是什么，就拿调羹吃了起来，一面辨味道 ，一面想这是不是豆沙？就这样竟把一罐酱吃完了。直到次日天亮，才从罐边 未刮净的地方看出这原来是下饭用的酱！
这样的饥不择食情形是很经常的。那时邮包经常被干部积压着不去邮局领取， 他们要等到劳动的关键时候，领来邮包，让大家吃饱些有利于卖力气！最可悲 的是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来自电影制片厂上影乐团的右派陈歌辛先生。 竟成了他们这一卑劣手段的牺牲品。原来陈先生家中对他非常关心，邮包当然 也多，有一次他一下子收到好几个，其中有些已在邮局中积压了好久。食品变 质，他因此中毒，又未能得到治疗，因而不幸去世。
陈歌辛是位作曲家，原来在香港生活很富裕，被乔冠华和夏衍动员来了上海。 他一心拥护共产党，令他长子陈纲参军去了朝鲜战场。还独自出钱捐了一架飞 机。他怎么可能反对共产党呢？然而竟因言获罪，惨死在百茅岭。
长时期地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干重活，嘴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