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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记录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修昔底德的故事—我们还是觉得用这两个字很好—影响到后来人类的历史。后代的领导者会读修昔底德的书。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仿佛与惨遭分割的希腊城邦的命运一样，他们把自己比作雅典或斯巴达。他们把修昔底德当作借口或辩解的理由，甚至行为模式的指引。结果，就因为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观点，整个世界的历史都逐渐被一点点虽然极为微小，却仍然可以察觉的改变所影响。因此我们阅读修昔底德的历史，不是因为他多么精准地描述出在他写书之前的那个世界，而是因为他对后代发生的事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说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阅读他的书是为了想要了解目前发生的事。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性。”他的意思是诗更具一般性，更有普遍影响力。一首好诗不只在当时当地是一首好诗，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好诗。这样的诗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有意义与力量。历史不像诗那样有普遍性。历史与事件有关，诗却不必如此。但是一本好的历史书仍然是有普遍性的。
修昔底德说过，他写历史的原因是：希望经由他所观察到的错误，以及他个人受到的灾难与国家所受到的苦楚，将来的人们不会重蹈覆辙。他所描述的人们犯下的错误，不只对他个人或希腊有意义，对整个人类来说更有意义。在二千五百年以前，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所犯的错误，今天人们仍然同样在犯—或至少是非常接近的错误—修昔底德以降，这样的戏码一再上演。
如果你阅读历史的观点是设限的，如果你只想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那你就不会从修昔底德，或任何一位好的历史学家手中学到东西。如果你真把修昔底德读通了，你甚至会扔开想要深究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念头。
历史是由古到今的故事。我们感兴趣的是现在—以及未来。有一部分的未来是由现在来决定的。因此，你可以由历史中学习到未来的事物，甚至由修昔底德这样活在二千年前的人身上学到东西。
总之，阅读历史的两个要点是：第一，对你感兴趣的事件或时期，尽可能阅读一种以上的历史书。第二，阅读历史时，不只要关心在过去某个时间、地点真正发生了什么事，还要读懂在任何时空之中，尤其是现在，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行动的原因。
※ 阅读历史书要提出的问题
尽管历史书更接近小说，而非科学，但仍然能像阅读论说性作品一样来阅读，也应该如此阅读。因此，在阅读历史时，我们也要像阅读论说性作品一样，提出基本的问题。因为历史的特性，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有点不同，所期待的答案也稍微不同。
第一个问题关心的是，每一本历史书都有一个特殊而且有限定范围的主题。令人惊讶的是，通常读者很容易就看出这样的主题，不过，不见得会仔细到看出作者为自己所设定的范围。一本美国内战的书，固然不是在谈19世纪的世界史，可能也不涉及1860年代的美国西部史。虽然不应该，但它可能还是把当年的教育状况，美国西部拓荒的历史或美国人争取自由的过程都略过不提。因此，如果我们要把历史读好，我们就要弄清楚这本书在谈什么，没有谈到的又是什么。当然，如果我们要批评这本书，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没谈到的是什么。一位作者不该因为他没有做到他根本就没想做的事情而受到指责。
根据第二个问题，历史书在说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当然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般的纲要架构因此决定下来了，用不着我们去搜寻。但是说故事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位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来说故事的。他将整本书依照年代、时期或世代区分为不同的章节？还是按照其他的规则定出章节？他是不是在这一章中谈那个时期的经济历史，而在别章中谈战争、宗教运动与文学作品的产生？其中哪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些，如果我们能从他的故事章节中发现他最重视的部分，我们就能更了解他。我们可能不同意他对这件事的观点，但我们仍然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
批评历史有两种方式。我们可以批评—但永远要在我们完全了解书中的意义之后—这本历史书不够逼真。也许我们觉得，人们就是不会像那样行动的。就算历史学家提供出资料来源，就算我们知道这些是相关的事实，我们仍然觉得他误解了史实，他的判断失真，或是他无法掌握人性或人类的事物。譬如，我们对一些老一辈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没有包括经济事务，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对另一些书中所描述的一些大公无私，有太多高贵情操的“英雄”人物，我们也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们会认为—尤其是我们对这方面的主题有特殊研究时—作者误用了资料。我们发现他竟然没有读过我们曾经读过的某本书时，会有点生气的感觉。他对这件事所掌握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在这种状况下，他写的就不是一本好的历史书。我们希望一位历史学家有完备知识。
第一种批评比较重要。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要能兼具说故事的人与科学家的能力。他必须像某些目击者或作家说一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一样，知道一些事情就是可能发生过。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这与我何干？可能没有任何文学作品能像历史一样影响人类的行为。讽刺文学及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对人类的影响不大。我们确实希望这个世界更好，但是我们很少会被一些只会挖苦现实，只是区别出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这类作者的忠告所感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过去所做的事，也经常引导我们作改变，尝试表现出更好的自我。一般来说，政治家接受历史的训练会比其他的训练还要收获良多。历史会建议一些可行性，因为那是以前的人已经做过的事。既然是做过的事，就可能再做一次—或是可以避免再做。
因此，“与我何干”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实务面，也就是你的政治行为面。这也是为什么说要把历史书读好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政治领导人物固然经常根据历史知识来采取行动，但却还不够。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很渺小又危机四伏，每个人都该开始把历史读好才行。
※ 如何阅读传记与自传
传记是一个真人的故事。这种作品一直以来就是有混合的传统，因此也保持着混杂的特性。
有些传记作者可能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不过，一般来说，一本传记是关于生活、历史、男人或女人及一群人的一种叙述。因此，传记也跟历史一样有同样的问题。读者也要问同样的问题—作者的目的是什么？他所谓真实包含哪些条件？—这也是在读任何一本书时都要提出的问题。
传记有很多种类型。“定案本”（definitive）的传记是对一个人的一生作详尽完整的学术性报告，这个人重要到够得上写这种完结篇的传记。定案本的传记绝不能用来写活着的人。这类型的传记通常是先出现好几本非定案的传记之后，才会写出来。而那些先出的传记当中总会有些不完整之处。在写作这样的传记时，作者要阅读所有的资料及信件，还要查证大批当代的历史。因为这种收集资料的能力，与用来写成一本好书的能力不同，因此“定案本”的传记通常是不太容易阅读的。这是最可惜的一点。一本学术性的书不一定非要呆板难读不可。鲍斯韦尔（Boswell）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就是一本伟大的传记，但却精彩绝伦。这确实是一本定案本的传记（虽然之后还出现了其他的约翰逊传记），但是非常独特有趣。
一本定案本的传记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人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像从他本人的眼中所看到的一样。应该用读历史的方法来读这种传记。“授权本”（authorized）传记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工作通常是由继承人，或是某个重要人物的朋友来负责的。因为他们的写作态度很小心，因此这个人所犯的错，或是达到的成就都会经过润饰。有时候这也会是很好的作品，因为作者的优势—其他作者则不见得—能看到所有相关人士所掌控的资料。当然，授权本的传记不能像定案本的传记那样受到相同的信任。读这种书不能像读一般的历史书一样，读者必须了解作者可能会有偏见—这是作者希望读者能用这样的想法来看书中的主角，这也是他的朋友希望世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
授权本的传记是一种历史，却是非常不同的历史。我们可以好奇什么样利害关系的人会希望我们去了解某一个人的私生活，但我们不必指望真正了解这个人的私生活真相。在阅读授权本的传记时，这本书通常在告诉我们有关当时的时代背景，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态度，以及当时大家接受的行为模式—关于不可接受的行为也同时作了点暗示及推论。如果我们只读了单方面的官方传记，我们不可能真的了解这个人的真实生活，就像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了解一场战役的真相一样。要得到真相，必须要读所有正式的文件，询问当时在场的人，运用我们的头脑从混乱中理出头绪来。定案本的传记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授权本的传记（几乎所有活着的人的传记都属于这一种）还有很多要探索的。
剩下的是介于定案本与授权本之间的传记。或许我们可以称这种传记是一般的传记。在这种传记中，我们希望作者是正确的，是了解事实的。我们最希望的是能超越另一个时空，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人是好奇的动物，尤其是对另一个人特别的好奇。
这样的书虽然比不上定案本的传记值得信任，却很适合阅读。如果世上没有了艾萨克·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