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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三天后举行，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问他是否同意洛克菲勒的观点，福特说，他已经“在此问题上祈祷上帝请求指点。”福特接着补充说：“直到采取任何法律程序，才能有指控、陪审团才能进行诉讼，我认为现在我作出认何承诺都是不明智、不合时宜的。”换言之：也许有一天但不是现在，我会考虑豁免问题，除非直到尼克松被指控，否则这个问题将不被提出来。当时福特已经为最后豁免透露了一丝信息，但对大众和总统身边的人来说，好像要几个月后才能发生。
福特的思想正在转变，两天后，他对他的三个亲信哈特曼、布肯和杰克·马什说他想马上实施豁免，他们都惊呆了，他为什么多次发出信号给对方？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在背后，他们还在说想劝阻他，但他们都知道，总统已经下定了９９％的决心，而且他一旦决定，很难改变。“实际上，没有人绝对赞成，也没有人坚决反对，”哈特曼写道。显然，只有黑格期望提前豁免，而记录上显示他决定退出讨论。
总统身边最亲近的顾问也没有得到任何暗示他要干什么，可以想象星期日上午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正在教堂礼拜时，福特通过广播宣布豁免令，人们会多么吃惊。大家都很清楚新闻署长特霍斯特突然辞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总统发表声明，却把他蒙在鼓里，３６小时之后他才得知此事。总之，对这个声明人人都感到吃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正从华盛顿市区一家饭馆出来，听到播放关于尼克松的“周末之夜大屠杀”的内容，我还记得当听到汽车收音机播放关于豁免时我差点儿在弗吉尼亚的一条后街上翻了车。他的下属、国会、媒体和公众都感到困惑，甚至可以说是极度愤怒。
民主政治中的确有领导人出奇制胜博得了公众的喝彩，如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竞选之后的朝鲜之旅，肯尼迪的登月计划以及尼克松访华。戏剧化的声明获得了极大成功，让他们不禁沾沾自喜。可那些都是好消息，所以给人们带来惊喜。而福特的声明却另当别论，通常当白宫的决定会引起争议或要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时，高明的总统总是先做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前期工作，以便让公众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接受声明。
有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林肯在１８６２年夏天决定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他却一直把这份宣言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联邦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了他可以把全国统一起来的资本时才把它公之于众。同时，他在此前也给了公众许多暗示，其中包括公开发表了致霍勒斯·格里利的一封信，为宣言的公布打下了伏笔。邦联军队在安堤坦河的重大伤亡是他盼望已久的良机，决定九月份公之于众，可即使这样又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次年一月才正式签署这份宣言。林肯深谙公众心理，他耐心等待时机成熟，直到水到渠成才行动。
无独有偶，富兰克林·罗斯福在１９３７年就预见到美国很可能被卷入欧洲的战争，但他没有鲁莽地签署一系列总统令，因为他清楚美国人认为自己远离欧洲战场，还蒙在被里酣睡，是不情愿被人拉下床的。所以他慢慢地唤醒公众注意外面世界的危险，提醒他们为最后的牺牲作好准备。批评者指责他误导了国家、向人民说了谎，让公众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他本人日后对此也供认不讳。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公正地认为罗斯福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渐渐唤醒了处在蒙昧状态下的国家，使美国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作好了参战的准备。这样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国才有可能采取如此快速的反应，以巨大的爆炸当量改变了战争进程。
如果福特愿意按类似方法行事，想个周全的策略并不难，比如他可以在九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尼克松未来的命运给了他很大压力，而他尚未想出好的解决办法。然后他可以阐明为什么立即豁免符合国家利益，然后再提出三个其他方面的理由，这样可能引发全国性的辩论。无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些报纸会大力抨击这一观点，民意测验的结果可能也表示反对，但总统可以引导这场争论，最后谅解的主张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直到最后听起来合情合理。一些起关键作用的少数派，包括南方民主党人、副总统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人会支持这种做法。但即使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匆匆宣布豁免也会遭到非议，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激烈的反对，但绝不会达到动摇总统位置的程度，那样福特就达到了最终目的，但仍需采取迂回的策略给公众以准备，要是他那样做的话，可能仍能继任总统。林肯和罗斯福是深谙此道的。
可不幸的是，仓促地宣布豁免使白宫没有时间考虑怎样向公众解释，福特只是在私下里说过，尽快宣布豁免是因为他和别人还要做更紧急的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个最关键的原因。后来他在论坛上解释说他当时刚刚上任，问题堆积如山。“但那时每天还要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听取白宫和司法部门的律师意见，以便对尼克松案的磁带和文件做出正确处理。”福特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本以为会被问及引人注意的经济问题和即将在海参崴进行的与勃列日涅夫的峰会。可谁知“９０％的问题都是关于尼克松的。当我走回椭圆形办公室时想，＇这不公平，我应该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到为２亿５千万人的服务中去，而不该把２５％的精力用在某一个人身上。＇因此我立即着手展开了豁免调查。”
但他并没为自己的做法进一步充分分析这个强有力的理由，相反却提出了两条很牵强的理由：一是要保护尼克松的身体健康，“激烈的辩论和指控已像一把利剑悬在前总统的头上，时刻威胁着他的健康，使他无法开始新的生活。”二是要停止这种无休止的诉讼，否则只会进一步导致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内国家的两极分化。更糟的是，就连这两点他也没有始终固守，而是随意地发表了一些言论。布肯在白宫记者吹风会上透露总统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同情，总统在讲话中明显暗示出来了，可福特却说布肯误解了他，他特别强调豁免“与我私人对尼克松的同情无关，我也不关心他的健康状况。”
这时白宫新闻署长一职正空缺，总统的言论又是那么自相矛盾，难怪媒体、公众、甚至总统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很清楚他此举的真正原因。批评家可找到了好机会，轻易就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从一开始就有了“约定”。福特的信誉大跌。他和他的团队还在探路时就发现已落入到一个最古老的政治陷阱里，他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把一个戏剧性的开场展示给了世人。如果再花上两三天整理思路、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推敲、仔细衡量、在内部酝酿成熟再宣布，那么他们的声明就会让人觉得更严谨、前后更一致、更具有说服力。可这份豁免令却显得不能让人理解、让人觉得有讹诈，必然让人感到是冲动的结果。
最悲惨的是福特此举本是出于光明磊落的原因，况且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豁免不是出于合法程序，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错就错在他没有事先让公众有充分的准备，也没有在声明发表前收集论据，以至造成了恶果。两个错误均出于缺乏经验，而不是出于恶意。但新任总统就此落入了水门事件的泥沼，而且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也未能逃出。
杰拉尔德·福特4 一个有个性的人（5）
２．误导了公众舆论
新总统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替前总统收拾残局，解除尼克松危机成了福特要做的首件大事。接下来他要做第二件大事了，可他由于处理问题不得法，信誉受到严重伤害，在公众的心目中，水门事件成了错综复杂的案子。
正如《纽约时报》所刊登的那样，福特继承了“美国和平时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一个世纪以来最高的利息率，随之而来的是房地产业的不景气、证券业的萧条、经济的停滞将带来高失业率和不断恶化的国际贸易形势及支付地位。”经济停滞是个全新的现象，美国曾经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经历过高失业率，可两者同时袭来实属罕见。
起初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似乎是威胁国家经济的主要问题，福特和他的顾问团希望遏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后来攀升至１２％，批发价格比上一年涨高了２０％，贸易赤字也不断增加。工资和价格控制都不能解决问题，这两种方法在1971－1972年间已经试过，起初还有些效果，可后来弄得简直不可收拾。实际上经济失控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尼克松执政后期困绕他的通货膨胀，现在新总统也被这个问题缠上了。
政策手段不起作用，福特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教育民众上，他一再呼吁消费者和企业紧缩，可他的白宫又一次吃了缺乏经验的亏。这次向百姓赊账的行为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新班子企图赢得民心，可法子却太华而不实，他们发起了一个由公民自愿参加的“ＷＩＮ”运动。（ＷＩＮ为英文“Ｗｈｉｐ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ｗ”的缩略语，意思是“立即打败通货膨胀”，“ＷＩＮ”又有“获胜”之意。——译者注。）福特和参议员们很快在西服领子上别上了显眼的ＷＩＮ字徽章，他们是想效法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蓝鹰徽章，那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店铺橱窗上都贴着蓝鹰海报以表明他们对罗斯福新政的支持。
１０月１５日，也就是豁免发布仅仅五周后，福特飞到了堪萨斯城向美国“未来农民”推销他的ＷＩＮ计划。接任杰里·特霍斯特新闻署长一职的罗恩·奈森致电电视网要求在黄金时段现场直播这次讲演。电视台不太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