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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与苏联的冷战对峙，因为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信息泄露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既然内战期间林肯有资格取消人身保护法，尼克松也同样是国家元首，为什么没有资格在越战时变通法律，保护国家安全呢？在国家紧急时刻，这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
我对尼克松深表同情，认为他有理由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采取强硬手段”。我们对林肯的分析有许多曲解之处，林肯对自己中止权力实行限制，公开进行，并保证在战争以后恢复一切公民权力。尼克松没有什么明显的限制，偷偷摸摸进行，蓄意干了许多与战争无关且违法的事。
另外一个使违法的欺诈行为合理化的典型例子是尼克松的民主党对手也在干同样的事，而且铁证如山。维克多·拉斯基，一位保守派的作家，在《水门不是开端》一书中，收集了许多证据，可主流媒体从没有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事实上，许多杰出的历史学者也发现了同拉斯基类似的证据，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总统命令手下审核他们对手的税单。博比·肯尼迪命令监听小马丁·路德·金。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Ｊ·爱德华·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送给金一盘录有他和女人私通的磁带，暗示他应该自杀。１９６８年尼克松在竞选中遭窃听。１９７２年竞选中，有人非法闯入他医生的办公室，尼克松同样要面对民主党的特工，有名的破坏能手迪克·塔克，破坏他的竞选旅程。如果我们偷听白宫其他总统的谈话，像偷听尼克松总统的谈话一样，许多总统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就会黯然失色。
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的白宫，我不断听到对手攻击我们，手段极为肮脏。有这样一种假说，无论我们的人在干什么，而且我们假设他们的行为合法，相比而言对手干的事比我们的要坏得多。还有，我早已注意到在７０年代尼克松下野很长时间后，华盛顿的“黑袋子”事件连连发生。一著名记者发现他的家被抢劫，却什么也没丢，只是稿件被弄乱了；一政治活动家报告他的资料被偷走了；其他一些私人机构切实感到他们的电话被人偷听。我完全肯定类似的事情是在有组织地进行着，但没有人能制止它。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怀疑当我用公用电话时，谁在那头接听。有时电话特别不安全，可能有多线偷听。
后来，尼克松周围气氛有所缓和，他确信自己与对手以同样的规则在做着游戏，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但这并没有让他摆脱以自己的名义践踏权利的指责。即使他的前任也犯过错误，可他却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二条宣过誓，总统“应该保证法律得以忠实地执行”。正如英国作家亨利·德·布雷克顿那句名言所讲：“国王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是法律造就了国王。”
特别是作为法律和秩序象征的候选人，尼克松有义务经营一个廉洁的白宫。针对对手的一系列肮脏欺骗行为，允许对白宫纳税人流氓式的调查，组成防止泄密行动队，这一切行为已经破坏了他在公众前颂扬的法律和秩序，麻烦是不可避免的。欺骗行为虽不是在水门开始，也不是在水门终止，但如果不是在水门事件跌了跤，他本可以任满两届总统任期。
约翰·迪安这样描写尼克松：我们看到的“总统职权上的癌瘤”并非自然发生，有许多潜在因素，作为总统不能控制阴暗心里这个恶魔，混淆权力与总统领导职能，断绝和其他民主权力中心的联系，与新闻媒体粗暴地对峙，对白宫的年轻助手实行恐怖统治，在白宫内进行粗暴的统治，癌症在这种环境里滋生并转移，丑闻迟早会发生，即使不发生在水门入室的那一天也会在另外一天以另一种形式发生，水门事件不可避免。
大多关于领导艺术的书告诉我们一个人怎样做才能更富效率更有力度，很少告诉我们该避免什么，后者可能更有用，因为许多人因为自身的错误和弱点在成功的路上误入泥潭。
犯罪的不止尼克松一个人，麻烦的是其他总统或多或少也犯过同样的罪，他的错是他犯了所有的罪，结果是已经大大超出了可令人接受的行为范围，等于政治自杀。人们是多么希望他能驱除恶魔，消除阴暗面，弘扬光明的一面，成为一名与众不同的总统。但他却笃信只有通过强硬手段和龌龊计谋才能生存。与大众认可的标准相比，他认为自己是好人，这加速了他的失败，但他也知道他是个复仇心切的人，在他对五角大楼的报告胡吹乱侃时，他对阁僚说：“许多人就总统、人性问题以及如何戴上漂亮的礼帽在白宫跳舞向我提出了不少忠告，我照着去做了，但我应该澄清这不是我的本性。”
尽管尼克松的情况很复杂，他却给后人留下一些关于领导问题简单的教训：不难理解一个人是如何以难以置信的力量登上权力顶峰，也不难理解一个人又因致命的弱点跌入深谷。对未来的领导人，从这两种冒险中吸取教训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
当艾尔·黑格于１９７４年８月的下午给高级助手班子打电话，告诉我们两年前尼克松和霍尔德曼的谈话内容就是著名的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的谈话磁带时，我气愤已极。现在，我们知道尼克松背叛了国家、总统机制、他的家庭、国会、新闻媒体以及每一个国人。是的，我个人也感到被欺骗了。这个“冒烟之枪”让所有的人昏厥。尼克松辞职已不可避免。弹劾？别做梦了，快走吧！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那时，关于是否可以平静地交上一封信就可以辞职在成员内部仍有争论，有几个人提前离职，因为他们不信任他，不想干下去。大多数人留下来，因为大家感到落井下石有些不妥，在证据不确凿之前离开会给公众一个信号：我们对他已失去信任。这样一个信号对他及仍在那里工作的朋友很不公平。
现在，铁证如山，水落石出，该怎么办？撰稿人们都说；只有老鼠才会离开即将沉没的轮船。我们留了下来。
当尼克松在直升机上向他的办公室挥手告别的最后的那个早晨，我不清楚是否应该在水门事件上原谅他，伤口太深了。几个月之后当他病倒，因静脉炎在圣克莱门蒂几乎丧命时，他又赢得了我的同情，他不应这么快就死。或许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并没有解释整个事件，令我很失望，很明显这是他最大的心疼。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写作上，我对他的聪明睿智的佩服与日俱增，虽然水门事件记忆犹新。
比尔·西蒙在尼克松辞职后，仍旧与他交往，一年后的一天，他邀我一道去加利福尼亚拜访尼克松。尼克松出人意料地热情问候我，用他最喜欢的马提尼酒招待我们，我们坐下来就世界大事深入地交换意见。之后，我又有机会拜访他，并经常与他交谈，随着交往的增加，我把与他谈话视为一种偏得。现在我的伤口已经愈合，我期待学会他对世界大事的真知灼见。
我于１９９３年受雇于比尔·克林顿，尼克松对此怀有一种特殊复杂的感情，可至少在私人谈话中，他祝福我。他对我的新上司有很多好的建议，大多都可印刷成册。直到最后，他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身上的好与坏是那么深沉、丰厚、真实。
尼克松１９９４年辞世时，克林顿总统私下征求我的意见问他是否该去参加葬礼，应该带谁去，更主要的是，他该说些什么。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很高兴。克林顿很难对这些做出决定：许多他最亲密的支持者仍然憎恶尼克松，如果克林顿能待在家里或至少不为尼克松歌功颂德，他们将会很高兴的。但克林顿总统尊敬前总统，勇敢地坚持出席了葬礼，并应邀讲话。他的悼词尤其引人瞩目，深深地吸引了我：
“今天，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国家应该深刻缅怀尼克松总统，对于他们，我们应该说，与其评价尼克松总统的生前往事，不如加倍珍视总统生涯的终结。”
杰拉尔德·福特4 一个有个性的人（1）
杰拉德·福特退休后几个月的一天，他的助手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一个私人请求。他将做一个比较重要的讲演，想让我给他看看稿子。我答应了，那天下午，从他办公室传过来一份传真，说他会在晚上从家里打电话给我。
电传过来的讲稿堪称上乘佳作，观点深遂，句子连贯，措辞考究，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词跃然纸上。问题只有一个：我在白宫为他服务一年多了，真不敢想象杰里·福特如果讲完这样一篇稿子会有什么反响。这和他当总统时的讲演风格截然不同，要是人们误认为他故意改变自己怎么办？他要是在那些绕嘴的词汇上结结巴巴怎么办？显然，他是想重改一下稿子才打给我电话的。
“好了，”他说，我几乎能想象出他吐烟的样子，“我非常想知道你对这篇稿子的看法，大卫。”
“总统先生，这是一篇很好的稿子。撰稿人给你写了一篇一流的稿子。”我开始结巴了，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说，“但是，文章中好像有些不太适合您风格的地方，先生，您是不是想让我重新整理一下，把它改写成与您的风格大体一致的稿子？”
一阵沉默……
我知道我已经点明了我的意思，但不是很露骨。我也知道他明白了我正在向他暗示如果用词简单些、大多由单音节词组成的稿子，讲演起来会更容易些。他在任时，我和其他撰稿人就是这样为他写的。
电话里传出他的笑声，“不，”他慢慢地回答，“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稿子。几年来，我头一回有机会坐下自己写一篇演讲稿，完全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写。我只想在你这儿先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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