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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最佳；而当他处于上风时，他的状态却是最糟的。例如，他以压倒的多数获胜，刚刚再度当选，他就准备摧毁挡路的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损伤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我与其他人一样质疑，他是否觉得自己有资格站在权力的顶峰？也许他有某种自我厌恶心理，这种心理触发了自我毁灭的强迫性冲动。我没有资格做出心理分析，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不能很好地与人相处的人，他看起来好像拒绝温柔的情感，选择以坚硬如钢的态度面对世界，而这使他深深地陷入到政治麻烦之中。
没有人能找到尼克松阴暗性格的根源所在。心理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童年，他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目睹了两个兄弟年纪轻轻就死去，他不时地被人抛弃。他的家庭命运不济：在他父亲卖掉自家商店后不久，人们在那块土地下发现了石油。正如布赖斯·哈洛所评论的，小时候，有人可能对他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即使赢得帕特的爱也不是件容易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有一份开着车四处奔波的工作，而她只能坐在尼克松汽车后座上，就算是约会了。
我同他谈话时感觉到，他步入成年后，在早期和后来成为政治家时，都留下了痛苦和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历尽艰辛从杜克法学院毕业，求职时却遭到纽约的著名律师事务所和联邦调查局的拒绝，这在他心里刻下了耻辱的烙印。他步入政界的早期，历经磨难。记者们只是回忆他如何猛烈地抨击对手，却忘了尼克松自己是如何遭到恶毒的攻击，特别是１９５０年当他和海伦·盖哈根·道格拉斯竞争参议员席位时所受到的攻击。尼克松说她是“彻头彻尾的左倾分子”，实际上他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她以牙还牙，给尼克松贴了一个伴其一生的标签：“骗子迪克。”
尼克松认为，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当他单枪匹马地揭露阿尔杰·希思一案，帮助揭发了自由体制中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时，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了。尼克松公正地对待希思，因为这，新闻界和其他领域的敌人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们寻找每一个机会置他于死地，在水门事件中，他们找到了杀手锏。
尼克松有理由把政治看成是弱肉强食，并憎恨他的敌人。他们曾用拙劣的方式对待他，他大举还击，有时他的反击方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效领导的标志是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默默地接受惩罚。林肯受到的诽谤绝不亚于尼克松，却保持内心的平静；杰斐逊因受到恶毒攻击而备受感情上的折磨，却很少因此而失去常态；安迪·杰克逊认为敌人的攻击把他深爱的妻子送入了坟墓，虽然心中充满痛苦，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尼克松让他的阴暗面占了上风，毁了他的总统职位。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4）
把权力和领导权混为一谈
如果用尼克松来替换１９世纪早期奥地利的梅特尼奇，他早就成了一流的政治家；如果他处在１９世纪后期德国俾斯麦的位置上，他早已塑造了欧洲历史；如果他被任命到２０世纪新加坡李光耀的职位上，他也会成为新亚洲蓝图的建筑师之一。但他处在一个有着不同传统背景复杂的环境中，而他好像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在历史长河的多数时间里，各种社会形态主要处于独裁者的统治和严密控制之下，起过重大作用的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智慧、勇气和意志来行使权力的人，他们努力奋斗爬上权力的顶峰，一旦到达，就不得不精明地行使权力，还得以铁的手腕保住权力。尼克松认真地研究过他们，羡慕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他们为榜样来塑造自己，但却做过了头儿。
离开白宫后尼克松写了一些书，其中《领袖们》中有一篇披露性文章，是他用一生时间领悟到的关于领导权的经验教训，他用戴高乐的话开篇：“没有伟人就不会做出伟大的事业，而这些事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伟人想让它们伟大。”他继续写道：“如Ｆ·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真正的富人与众不同，我发现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也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在权力争夺中获胜，获胜之后，权力能产生新的业绩。权力不属于那些大街上闲逛的好人或隔壁的先生。”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有关尼克松其人的一些段落，他写道：“领袖必须把冷酷而又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深谋远虑带入工作中。”“某人一旦获得了统治权，就要美美地运用。”“历史上有一些专制君主，他们只为权力本身而渴求权力。但是大多数登上权力顶峰的领袖们，我们的确可以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称为伟大领袖，行使手中的权力，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别人更好地使用它。”“评价一位领袖，关键问题不在于他们性格上是否吸引人，而在于他们是否有用。狡诈、虚荣、装聋作哑－－在其他环境下这些可能是不良习性，但对领袖来说它们都必不可少。”他心怀赞许地引用马克斯·勒那为新版《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译者注）所写的引言：“让我们弄清一个问题：在政治中，理想和道德规范作为标准很重要，但作为伎俩它们却很少有效。”
这些关于领导权力的话没有一句完全错误，尼克松一贯具有洞察力，把这些话集中到一起，就反映出一种可以摧毁他的总统职位的思想倾向。尼克松的思想核心是认为领导权力是由个人行使的权力，这个人是个伟大的人，他站在权力的顶峰，能看到其他人凭智力无法看到的东西，他与历史的力量相抗衡，代表着他的追随者们进行单独行动。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被置于次要地位：领袖告诉他们应该知道的，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追随他，但如果需要，他也可以选择掩盖事实甚至向他们撒谎，对此，他也不必向其他机构认真解释。在他的那个关于领导权力的２５页文章中，只附带谈了一下国会。他谈到了新闻界时，使用了贬低性的言词。领袖人物应该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是的，他还孤傲、坚韧不拔而又意志坚强，领袖是在行使权力中施加了个人意志的人。
然而，美国的传统却大不相同，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领袖不是从他们自己，甚至不是从他们的办公室中，而是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宪法就是以“我们人民”开头。林肯说：“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把领导人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不信任人民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比人民知道的更多；另一个则认为人民是公共利益的最明智的向导。行使领导权力与利用职权是相互关联的理念，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他们不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尼克松把它们混为一谈。
尼克松十分尊重中美洲，但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他觉得其他领袖也是这样。他告诉霍尔德曼：“普通的美国人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１９７２年他再次当选后不久，卡耐特·霍纳采访了他，文章刊载在《华盛顿星报》上，采访中尼克松说：“普通美国人就像是家里的孩子。”他的话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读那篇文章的话，他的评论读起来合情合理，他试图说明如果用政府的福利来迁就人民，他们就会依赖政府而被宠坏了。但很多读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觉得总统认为自己高于人民，而且事实上，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这本书的另外一段简洁明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因为领袖繁忙、因为他有大大的自我、因为他忿恨被侵扰和分心、因为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对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的人少一点儿耐心。这种不能‘容忍傻瓜’所引起的麻烦有三方面：首先，领袖需要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们都有一些想法，而领袖认为这些想法很愚蠢；第二，被他当成是傻瓜而解雇的人也许并不是傻瓜；第三，即使他是傻瓜，领袖也有可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领导权力需要一种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神秘连结，如果领袖表现出对人民的蔑视，这种连结就有可能断裂。然而，人们必须时刻铭记领袖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能显得普通，如果他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往往会给人留下不自然的深刻印象，不但显得不真实，而且让人觉得屈尊相从。”
结果，尼克松从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告诉人民他认为人民应该知道的，目的是让他们支持关键问题，正如他要求对越南问题要有耐心时，他对沉默的大多数人所发出的呼吁一样。但他对人民隐瞒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从未告诉人民战争已经失败。尽管他是优秀的战略家，他认为外交应主要由伟人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有达成交易之后才能拉开窗帘让民众去看。如果尼克松愿意相信人民的判断，他早就已经在１９７２年６月站出来解释引发水门入室案的可怕错误了。如果那时他彻底清除积弊，他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会遭重创，即便如此，他也肯定会获胜，然后干完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相反，他却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对水门丑闻误导、撒谎。最后，当证据确凿后，一位历史学家重新看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电视讲话，发现其中至少有七个重大谎言。
总统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共责任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选民没有机会听到总统回答由监督人提出的问题。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频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内，这个频率降到了一个新低。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平均每年召开八次记者招待会，而在第二个任期内每年只有五次。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所说，尼克松召开了“从胡佛到卡特之间所有总统中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