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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内部的掩盖手段
在白宫内，高层里隐隐约约好像出了点问题，但又不止是这些。１９７２年６月有人闯入民主党总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大选前四个半月左右，我读完《华盛顿邮报》上的那篇侦探小说，对我妻子安妮说，我们在竞选战中可能要有麻烦。那篇小说给人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感觉，使人回想起在华盛顿流传着的神秘的“黑袋子”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某天深夜，有人悄悄潜入某政要的家中，搜查他的文件，却没拿走值钱的东西。我怀疑这次是一桩“三流的入室抢劫案”，正如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起初所说的那样，听起来是位居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高层的某个疯狂的白痴要搞个噱头。谁能肯定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以至数月里，我们这些低职位的工作人员得到保证，不论是尼克松还是白宫的其他人员都没做错什么。尼克松直接对我们这样说，霍尔德曼和其他人也用坚定不移的口吻这样说。这个被大多数记者称为“违法行为”的事件在１９７２年竞选中虽然从未平息过，但我还是愉快地随总统步入了第二个任期，以为水门事件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１９７３年的早些时候，突然有传言，说约翰·赛里卡法官开始审理该案，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两位记者也把钱作为线索开始追查。“跟住钱。”据说“深喉”是这样对伍德沃德说的，这也是对现在作调查取证工作的记者的一种暗示。（深喉ｅｐＴｈｒｏａｔ〗：指身居要职匿名揭发政府内部非法活动的人。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对内情提供人的隐匿称呼，借用当时盛演的一部影片名。——译者注）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伴就那样做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条从入室盗窃事件一直通向白宫的路。很明显，罪责要比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想象的严重得多。但我们仍坚信，不管他的手下犯了什么罪，尼克松本人是清白的，他的内部小圈子的人也是清白的。政治上，人们会相信自己所认定的人，尤其是当他被选为总统时，如果你在白宫为他工作，更是如此。把领导人理想化是人的天性，年轻人尤其如此，人们确信自己是向善行为的一部分而去忽视那些相反的证据。如果你胸怀大志，你就会憎恨那些表面上贬低冒险精神的人。
尼克松集团严密封锁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证据，使我们工作人员对此一无所知，并被排斥在外。霍尔德曼说，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事情会好的。他们的否认之词在我们耳畔回响，我们每天都见到总统、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等人在努力工作着，一副正直的样子。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从没有人坐过牢，很难想象这些人中有人会锒铛入狱。人们很容易相信查克·克尔森和肯·克劳森攻击《华盛顿邮报》带有偏见，他们俩像是自由领袖，而且出版商凯·格雷汉姆总与总统过不去。几年后，我们开始了解并非常敬佩凯瑟琳·格雷汉姆，我认识到他们的攻击有多无耻。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切身经历不断加深我的认识：尼克松是清白的。有人告诉我雷·普赖斯将直接为总统准备所有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讲话和公开声明，其他人不能插手，但还是有一些次要指控受到国会调查并造成政治麻烦。总统想就这些次要问题发表白皮书，用一些冗长的文件来检验那些证据并证明那些有关违法行为的指控不成立。作为总统撰稿人和研究小组的新组长，我要与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工作，并成为白皮书的主笔。
比如在１９７３年的１２月３１日，我们全家正在北卡罗莱纳州度假，我被召回白宫起草一份白皮书。窗外雪花纷飞，我扎在美国总统的私人记录堆里，度过了一个难忘而孤独的除夕夜。
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协同税务律师和库伯＆利伯兰事务所的会计师调查对总统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指控。我们发现的证据是总统很抠门儿和有问题的扣除赠款（为了吹嘘，尼克松此前曾慷慨宣布要赠送给白宫内阁室一张新桌子，可他的缴税记录却显示他马上就提取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慈善扣除赠款）。最终，国内收入署否认了多扣除赠款并确认尼克松拖欠一大笔税金（４３万５千美元外加利息），但都没找到盛传的腐败的证据。
批评他的人还指控尼克松在安全部门为他在位于圣克里门蒂的新家安装安全防范设施时欺骗了纳税人。这项指控称，他不当地利用安全部门改造他的住宅以增大其价值。我们那个小组花了十几个小时作内部调查并起草一份白皮书指明大多数（不是所有的）改造都是为了安全需要。还有指控说总统串通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收受１万美元贿赂的问题，在华盛顿这通常叫做“牛奶钱”，猜测说这个卖牛奶的把钱给了康纳利。那时，白宫的录音系统已被曝光，我接到指示让我筛选一下录音，写成文本并起草一份公开报告。就我所知，这还是白宫普通工作人员中第一次有人去碰那些磁带。磁带发出沙沙声响，几乎辨别不出内容，但我办公室的贾尼斯·巴比里花了几个小时分辨出了那些内容。这些证据又一次使尼克松（还有康纳利）摆脱了那些严厉的指控。
得承认，与水门事件相比，这些次要问题微不足道，但如果他在这里受到了错误指控，我这样认为，对他的那些严厉指控都是胡扯。一直到他最后的日子我都这样认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2）
深喉的阴影
1973年的某个时候，我拿不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华盛顿邮报》的都市版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开始往我办公室打电话，一般是在晚上我还没下班的时候。我１９６３年从耶鲁毕业，几年后，鲍勃也从那里毕业，在学校时我们没见过面，我们是在１９７０年在华盛顿的一个晚会上？熏由朋友介绍认识的。在那之前不久，《华盛顿邮报》把鲍勃借调给了马里兰州的《芒县警卫报》，他在那里可以获得报道经验，我那时也将从海军退役。那次见面后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寻问义务兵役的改革问题。那时我在为征兵处工作。我帮了他的忙，随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鲍勃再次打电话时，他和卡尔·伯恩斯坦已成为白宫的首席调查员，并享有很高声望，我也领导着白宫内一群不安份的讲稿撰写人。那些日子，我通常不太跟新闻界接触，可鲍勃是熟人，况且他带给我最初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实际上，他说：“我们有篇文章对总统很重要，齐格勒不愿跟我们谈，别人也不愿意。如果你们没人向我们表示你们的看法，我们觉得在报上发表不太合适。你们不会喜欢这篇文章，或许会让我们把它销毁，但至少你们得向读者表达一下你们的观点。”
他在给我递火药棒，我对水门事件知之甚少，根本就不知道导火线会有多长。我从内部又找了两个人：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和总统顾问莱昂纳多·加门特。他们认为我应该把伍德沃德秘密带进老办公楼，让他与加门特见面并单独会谈。不久鲍勃走侧门并与莱恩进行了交谈。
我甚至不记得那篇文章是什么了，但我们没阻止发表。第二天火药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爆炸了，给政府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至少莱恩能插了一则白宫的辩解文章。可以说，我、莱恩和齐格勒都认为伍德沃德的来访是值得的。他们认为鲍勃再来拜访的话，我应该跟他谈谈。
那以后，鲍勃有什么“最新”消息就会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接给罗恩、莱恩或其他有关的人。我们背后谈论着工作人员所受的折磨，我的苦闷显而易见，我得推测出他和他的报纸的走向以便通知内部其他人。他对我周围及白宫发生的一切有不同的反应，我发现从一个记者那里获得的至少要跟你给出的信息一样多。他年轻而充满理想，我们都极其担心总统支柱的坍塌。就个人而言，鲍勃不关心尼克松，因为那不是记者的工作，他真诚地关心这个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发现，他在水门事件上的报导通常都与钱有关，这与我在内部听到的相反？熏他告诉我的要比我的上司更直接！
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发现，记者成为我了解政府内部真实情况的最佳来源。白宫助手，就像总统一样，最好要把触角伸向外面，也伸向内部，否则就会被误导或错误的信息所淹没。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我与鲍勃成为熟人，几年中，他的工作和正直赢得了我的尊敬。他极富魅力，充满自信，能从老练的官员那里获得消息，人们几乎是想把心里话告诉他。我不完全接受把他写的那些作为行为准则，他可能把细节搞错了，但是一般说来，他书中和《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都很可靠，值得密切关注。我确信，他只写那些他认为是正确的或得到可靠保证是正确的东西。他当然是一股使政府保持诚实的力量。
尼克松倒台后，华盛顿流行一个猜谜游戏：谁是深喉，也就是谁是伍德沃德所说的他在华盛顿的一个车库与他秘密会面并为他的报道提供关键细节的那个著名信息源。从那时起，被认为是“深喉”的人加起来足以装满扬基体育场，这些人从艾尔·黑格到霍尔德曼本人无所不包。
起初，我的名字也出现在里面，这使我感到很好笑。掩盖活动主要策划人前白宫顾问约翰·迪安也说是我时，我不再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凭借我与伍德沃德在同所学校读过书就做出猜测。借用一个外交术语，我对约翰·迪安怀有“最低程度的崇高敬意＂，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首先他出卖了他的国家，进而又出卖了朋友。”当时卡尔·伯恩斯坦的夫人诺拉·艾弗兰很巧妙地回击了他，她写道，谁都知道，我６英尺５英寸的身高对于在车库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