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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堂。”父亲突然叫着跳下卡车。刹那间一排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对准了他。父亲举起手回头望着我们。
“坦德莱奥，你应该看看这个。”
长官点点头，枪放了下来，我也跳下车。我跟着父亲走进了教堂。我们走上过道。祈祷书都放在长凳上，编织跪垫整整齐齐地搁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我们进入小礼拜室，我曾经在那偷了捐款盘里的钱。父亲从已被洗劫过的橱柜里拿出一个被砸瘪的红色汽油罐放在祭坛上。他举起圣餐杯，奉向上帝，然后往杯里倒满了汽油。他转过身面对着圣台。
“耶稣基督的血使你的生命永恒。”他高高举起杯子，然后把它倒在圣坛白色的桌布上。一个动作太快了我没有看清——父亲点了火。黄色的火苗蓦地一下窜起。我哭了出来。我想父亲已经随着腾起的火焰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转向我。火焰在他身后翻涌。
“现在，你明白了吗？”他问。
是的。有时候亲手毁灭你所挚爱的东西要比让人把它从你身边夺走或留给外星人要好。等我们回到卡车上时浓烟从屋顶涌了出来。苏丹士兵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火，享受着毁灭带给他们的兴奋。毕竟这只是座外国上帝的教堂。
老基库比实在是太老了也太笨了，不懂得逃跑，他又在玩“坐在卡车前”的把戏。每次士兵把他拉开，他又急速地跑回原来的地方。以前他经常这么做。我们后面的卡车开始发动，驾驶员没有注意到这个破衣烂衫的脏家伙飞奔过来。随着一声尖叫，基库比被车撞倒，轮子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我们沿着山谷的路离开，从恰卡方向吹来的风夹带着教堂的烟尘笼罩着我们。基奇奇的教区消失了。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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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时间把每样东西都改变为它原来的相反面。年轻人长大，纯真无知变成了世故老到，坚定执著变成了犹疑不定。从生到死。在内罗毕最后的漫长日子里，时间正在把它变得像恰卡一样。一千万人口挤进了环绕市中心高楼的简陋小棚屋。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人进来。他们从北方和南方，从峡谷省和中央省，从以比锡、纳瓦沙，从马金杜和基奇奇源源不断地拥来。
以前内罗毕是个很优越的城市。现在它却成了难民营。过去的大型绿地变成了活动屋问被人践踏的烂泥地。街道绿化带的树被砍倒做了引火木。就像珊瑚岛上的漂流者，难民在马路的环形路上建起村落，足球场和运动操场上也人满为患。武装的巡逻警察每天都要从两条机场跑道上赶走擅自占住者。铁路被弃置了，南北方向的通道已经切断。目前有一万人居住在被遗弃的车厢、车棚和轨道两旁。国家公同成了个脏乱不堪的杂物间，堆满了燃料和建筑材料。野生动物要么逃跑了要么被当作食物宰杀。内罗毕的空气里充斥着柴油味、呛人的烟雾、还有下水道的恶臭。贫民窟向四面延伸至20公里。取水要花一个小时的路程，污浊的饮用水臭气熏天。和恰卡一样，棚屋也在每时每刻一户户地增长——系起几片塑料布，把几个纸板箱堆在一起，在报废的马他图里安个家，支起偷来的砖、麻袋布和锡皮。城市和恰卡变得越来越相似，互相蔓延伸展。
我不太记得初到内罗毕头几天的事了。事情来得太多太快——麻木了我对现实的感觉。没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穿过一排排白色的帐篷寻找自己的号码，其他游荡的难民望着我们木然地做着该做的事。大多数时候，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斥着尖锐的嚣叫，想哭却哭不出。
这是个讽刺：我们从圣约翰来，现在我们又到了圣约翰。
这是座新的营地，靠近主机场的南边。1832。一个号码、一顶帐篷、一盏油灯、一个塑料水桶、一把米铲。每一百个帐篷有一个供水的龙头和一个厕所。下水道就在我们门前过。恶臭熏得我们难以人眠，随后又是夜晚的寒冷让人辗转反侧。廉价的帐篷很单薄，在晚上根本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我们在毯子下蜷成一团。没人想第一个哭，所以也就没人哭。在大型飞机起飞降落和人们吵闹打斗之间也没一刻安定。第一晚，我听到了枪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但我很清楚那就是枪声。
在这个圣约翰，我们不再是显要的人。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是1832。即便是我父亲牧师的硬领也不能赢得尊敬。第一天他去水管那儿打水，被一个年轻人揍了，他抢了爸爸的塑料水桶。硬领成了对上帝背叛行为的象征，父亲不再戴他的硬领了。不久，他根本就不出门了。他独自坐在帐篷最里面听收音机或者看书。圣约翰已经毁了与父亲生命息息相连的东西。我想在我们被营救前，爸爸就会撑不下去的。
在一个像圣约翰这样的地方意味着你快死了。在前往食品供给车的路上你能看到那些正在迈上死亡之路的人——他们坐在帐篷前，抓着脚趾，摇晃着，茫然地看着地面。
我们在营地里待到第十五天——我用烧过的火柴在帐篷的墙上做记号算着日子——那天我们听见一辆车停下，有人在喊：“乔纳森·柏。有人认识牧师乔纳森·柏吗？”我认为即使是耶稣叫父亲的名字他也不再会惊讶了。
我们的救星是牧师斯蒂芬·伊莱扎克，他逃到了乔古路的教会成员中心。以前他和我父亲一起在神学院上学；他们曾是很要好的足球队拍档。我父亲还是伊莱扎克孩子们的教父；而伊莱扎克牧师好像也是我的教父。他把我们塞上一辆白色尼桑小面包车的后座，面包车的一边写着“大声赞美上帝吧”，另一边挤挤挨挨地写着“用索特里尔琴①和竖琴赞美上帝吧”。他从一帮年轻人不满的喧嚣声中驶离，那些人似乎对坐在教堂车里的基督徒很愤怒。
伊莱扎克解释说他是通过网络找到我们的。大型的教区正在召集一些牧师。柏正是他们在寻找的一个。
【① 索特里尔琴：一种古代弦乐器，用手指或一个拨片拔弦演奏。】
因此我们到了乔古路。教会成员中心曾是一个古老独立的教学中心，还带有一幢现代的两层住宿楼。不过这里很早以前就人满为患了，现在每个开放的空地上都支满了帐篷和木制的棚屋。我们在金属加工厂的车间旁有了两间房。它们挺舒适，就是太狭小，一到工人开工时就非常嘈杂，而且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教会成员中心有座白色的小礼拜堂，样子像个鼓，盖着茅草屋顶。帐篷和斜顶棚屋拥挤在礼拜堂周围，但保持着一段敬畏的距离，因为礼拜堂是庄严神圣的。许多人到那里祈祷。许多人背着其他人在那里哭，只有在礼拜堂里哭泣才不会像脏水那样四处传染。我经常看见父亲去小礼拜堂。我想过要靠在门口听听看他是在祈祷还是在哭，但我没那么做。无论他在那儿寻找什么，看起来都不能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我母亲试图把乔古路变成基奇奇。在住宿楼后面有块干枯的草地，远处是条敞开的排水沟。排水沟外就是一排篱笆和一条路，这条路对面是乔古路市场一它的名字就写在锈迹斑斑的锡皮屋顶上，在市场后面就又是棚屋了。
这块地没人用而且是开放的，母亲和另外一群妇女想把这块地开垦成耕地。伊莱扎克牧师同意了。她们用车间里一些报废的汽车零件做了几把鹤嘴锄i“，刨开地，种了玉米和甘蔗。
【① 鹤嘴锄：在柄的右边安装有与柄成角度的扁平刃的挖掘工具。】
到了夏天，庄稼茁壮生长起来，而乔古路市场周围也已经被棚屋挤满了，棚屋把市场团团包围，无数屋顶和墙把市场遮盖住了。但棚屋没有侵占耕地。这块地像是受了神灵庇佑。女人们锄着地，和着收音机的音乐唱歌，聊着家常，小蛋和克洛伊族女孩拿着棍子追逐着肥大的下水道老鼠。有一天我看见田边的一角放了几杯啤酒、几小碟玉米和盐——一块和基奇奇一样的圣地，我明白耕地是怎么被保护的了。
母亲把这当作基奇奇，但我看得出它不是。
在基奇奇，男人不会站在铁丝绕的篱笆边这样直盯着看。
在基奇奇武装直升机不会像秃鹰一样掠过头顶。
在基奇奇漆着明亮色彩的马他图来来往往地鸣着喇叭，但不会有重型武器架在车顶，后座上也不会有穿着运动服的男孩四处张望寻找可以抢夺的东西。
在内罗毕出现了新情况——拿枪的武装团伙。男人——通常是年轻人——组织成团队，他们有汽车和武器，还穿着任何可以拿来当制服的东西。有些人只有12岁左右。他们给自己的团伙起了各种名字，例如：黑狮、黑犀牛、艾伯奈特、基督徒联合阵线、黑塔利班。他们喜欢黑色这个词，听起来很有威慑力。团伙这些武装分子有着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的世界观和信仰。他们有自己的地盘，整天在街道巡逻向人们宣告他们就是法律。他们用枪击穿膝盖骨①，焚烧车胎来执行他们的法律，用AK一47自动步枪来保卫他们的街道。我们知道当恰卡到来时，他们会像扑在内罗毕尸体上的鬣狗一样撕斗争夺地盘。
“索卡小子”是我们的地方军队。他们穿着运动装，长及膝盖的足球队队服，还把个足球队的标志印在他们的“小家伙”上——他们这样称呼武装的马他图。他们的旗帜上是一个放在绿草地上黑白相间的球。虽然它也被叫做足球，但那不是个足球。它是个巴基球②，是碳分子几何结构，是半生命半机器的恰卡的基本组织。他们的头领是个穿着曼彻斯特联队球衣的男孩，他长得贼眉鼠脸，一副太阳镜总是不停地从鼻梁上滑下来。他不像是基督徒，因为一到星期天他就乘着他的“小家伙”在乔古路上来回跑，这帮家伙发动着引擎向空中开枪就因为他们喜欢这么做。
【① 用枪击穿膝盖骨（或腿部）是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