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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奇寒冷的夜晚。我和妮妮在街上走着。她还是双手紧搂着我的一只胳膊。她还是瑟瑟地怕冷。
街道上冷冷清清。一片黑暗中有一个小铺灯光雪亮。那是窄窄的一间长条房。里面热气蒸腾。七八个乡下面貌的男女穿着白褂子，在里面打饼子。和面，切面，抹油，旋上几圈，摊成饼，洒上芝麻，一屉屉送到烤灶中去烘烤。
我们站住了。黑夜中，只有这里光明而温暖。
这七八个男女不说不笑，不看我们，相互之间也不看，机器人一般分工明确地忙碌着。看着一大团一大团的面撂上大案板，看见刀子在飞快地上下，看见手在灵巧地活动，看见一屉屉饼子送进烤灶，看见一屉屉喷香的饼子又从烤灶里撤出来，流水一般。
我们久久地站在门口。光明和热气倾泻在我们脸上、胸前。我们感到背后的寒冷，还有广大的黑暗。
陌生的小城（26）
终于离开这儿走了。才发现满街更加黑荡荡，空得可怕，空得恕！�
走远了，回头一看，那里还是一小方明亮。周围全是黑暗。那方明亮出奇地寂寞。那黑暗也格外空旷。
真虚无啊。妮妮说。
那七八个白衣男女，他们在忙什么，他们的一生就这样耗尽而终？
黑暗中的路真长，真没尽头啊。妮妮更紧地靠住了我的胳膊。站住了。
她要说什么。
我等着。
她说：我们能不能结婚了？
我看着她。
这一句话似乎早该说，但也就该现在说。那么重要，但也就这么平常。
我说：能。
我的回答也平常极了。比决定吃一碗羊汤泡馍还平常。
二十七
遥远的结婚临近了。临近的结婚又遥远起来。
春天没有独立人格。似乎只在注释冬天的余威。料料峭峭，面孔极为严峻。活过冬天的人，春天里却一片一片地病倒了。
小城中传染病多。
妮妮的母亲先是感冒，然后是肺炎，然后是生命垂危。
我和妮妮轮流守护在病床边。
只有在这时，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相依为命。看着妮妮与母亲相互凝视的目光，我心里常常发酸。
妮妮从小失去父亲，是母亲把她拉扯大的。这就解释了一切。
妮妮显出镇静。她总是温温和和地安慰着母亲。她脸上总浮现出轻松愉快的微笑。她坐在母亲身边，剥着橘子。母亲说，她不能吃。妮妮说：那就放在你床头。
她把橘子皮花叶一样张开，橘子瓣还像花蕾一样聚着，在“花叶”中间含苞欲放。
母亲的枕边朵朵“橘花”。
病房里好几张床位。其他的病人呻吟着，哭嚷着，陪护的家属唠叨着，很乱。然而，妮妮静静地守护着母亲，轻声地和母亲说着话。
她看不见周围的嘈乱，母亲也因此看不见了。
我来了，小心翼翼地站在妮妮身后。妮妮偶尔吩咐我拿个什么东西，做件什么事，我就立刻照办。
母亲总用慈和的目光看着我，说她什么都不用。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这一天，太阳斜斜地照进窗来。母亲的生命正在熄灭。她已经难以言语，只用目光照着我们。
妮妮强忍着泪水，还是温和地笑着，安慰母亲，她很快会好起来的。
母亲微微地摇着头。那意思是不会好了；我自己知道的；没关系；我不怕。
我像路边的石标一样静静地立在妮妮身后。
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大概只有将耳朵凑在她嘴边的妮妮才能听见的声音，说：她为妮妮和我们存了一笔小小的钱，存折藏在柜子的夹层里。
妮妮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妈妈，我不要，你会好的，你会活下去的！
然而，最后一丝气息离开了老人。
母亲安静地与世长辞了。
妮妮趴在母亲身上久久地哭泣着，像孩子一样抽动着那嫩弱的肩膀。
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只是体会到了一个男人活在世上应该负有的责任。
母亲安葬了。
在市郊一个半荒不荒的黄土坡上，在一片坟头中，添了一座新坟。
我和妮妮在坟前种了两棵小松树。
清明时节，没有雨，只有阴云和浓雾。
我们又来到坟前，献上白花。
我们在坟前立了很久。
阴云同雾气灰灰茫茫地笼罩着天地。
这个世界只有妮妮，我，还有妮妮母亲的新坟。
其他都看不见了。
妮妮挽着我，从悲伤中很坚毅地昂起满是泪水的脸。
她说：我们永远在一起。
第 八 章
二十八
大概是森林全被砍伐光了，春天风沙滚滚。西北来的沙石，山上煤矿的煤粉，小城自产的烟尘、垃圾土在天空中搅和在一起，空气被压迫得呻吟。空间快成固体了。风也快成固体了。
你便顶着这固体困难地走着，步履艰难。喘气是极为不易的。
灰色的小城更黯淡了。它像没睡醒的病人，恹恹地缩在那儿。一切伟大的叫嚣都难以触动它。它的神经是没有任何反应了。
贫民区的污水灾区黏黏稠稠了很长时间。原来的“防洪水利工程”，土坎、垃圾埂都被踏平了。风又搬来新的灰土。水来土屯。正好，和在一起，使整个地面高了半尺。就有伟大的人物发愁了：这样下去，小城的海拔高度，是否需要重新标算了呢？
最后的结论：不需要。因为，贫民区只是小城的一部分。何况，事物要看本质。真正代表小城本质的是市中心那条堂皇的大街，还有那立交桥，还有十字路口那威严的红绿灯。令行禁止。让你走你就走，让你停，你就不敢不停。
本质是先进的。本质代表未来方向。
其余可以忽略。
认识不一致，有办法，可以层层统一思想。
陌生的小城（27）
灰色的风继续刮。干枯了一冬的柳枝稍稍敢露个软劲，就被刮得七断八折，满天横飞。抽打在骑车人的脸上，生疼，顿时就有许多车祸。
严肃的、高大的楼里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柳树加强管理。于是，一夜之间，街边的柳树都剃了光头，秃秃地立在那儿。
电线杆们不无讽刺地微笑了：你们柳树同我们一样了。这个世界原本就该这样严肃统一。
谁让你舞来舞去，骚包呢？
我和妮妮走在街上。风嗖嗖地从两颊，从肩上，从身旁刮过，感到它的力量。稍稍打个正面，你就成了顶风的帆，被涨满了，节节倒退。
只能侧着身，让风从胸前滑过去。
我们体会到了海上扬帆的奥秘。
这是一幢普普通通的灰色砖楼。我们按照门牌号走进了一间普普通通的住房。
面前站着一个细伶伶的姑娘。她直愣愣地、陌生地看看我们，然后端着一个小匣走过来，对我说：这是姐姐一定让我交给你的。
小姑娘是小天鹅的妹妹。
我要打开匣子，小姑娘想伸手制止，她有些不知如何办地看了看我身旁的妮妮。
小姑娘说：姐姐让我只交给你。
妮妮理解地走到一边，坐下，说：我可以不看。
我打开了匣子，里面有几封信，是写给我的，没有贴邮票。
还有一大摞照片，是小天鹅的艺术照。
有些照片几乎是裸体的，很纯洁，很美。
她在照片上的眼睛也那样幽怨地看着你。
我没有细看，放好，盖上了匣子。我抬眼看着小姑娘。
小姑娘面对我坐着，两只手平平地放在膝上，看着我。
她显然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她不知道还该说什么。
你姐姐还说过什么吗？我问。
小姑娘目光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摇了摇头：她只让我把这交给你。
我没有话说。我只能坐在那儿。
小姑娘又直直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问：姐姐的照片能留给我一张吗？
我惶惶然地点头：当然可以。我打开了匣子。
小姑娘从里面拣出了一张，看了看，轻轻贴在胸前，目光矇眬地想起了什么遥远的事情。
我们终于告辞了。
风刮着我们，放着那匣子的书包在身边摆来摆去。我们相挽着，侧着身顶风走着。
只有灰色的风，已经没有灰色的城了。
一辆豪华得叫不出名的小轿车斜着停在我们身旁，车门一开，走出来那穿黑皮夹克的黑瘦的男人。小天鹅的丈夫。
他看了看我们，很有些为难地说：你们去了？
去哪儿？我们有些疑惑。
你们去小天鹅家了？
我和妮妮一下愣了。这件事显然不该让这位丈夫知道的。照理，他也不会知道。小姑娘讲了，这件事她姐姐只嘱托了她一个人。
穿黑皮夹克的丈夫很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看了看街上，伸出手说：我送你们一段路好吗？有话车上讲。
我和妮妮拒绝了，生怕这里有什么不测的凶险。
穿黑皮夹克的丈夫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有些难以解释地自嘲地笑了笑。他说：能把那些东西给我吗？
什么东西？
穿黑皮夹克的丈夫又难为地苦笑了笑，指了一下我挎的书包。
你……我们既愤怒又恐惧。
对方却搔了一下头，很尴尬地解释道：我什么都知道……
你这不是太卑鄙了？我说。
做丈夫的摇了摇头：不。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问。
他又自嘲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不说这个吧，我不太坏。我只是有钱。
我们无语了。听见风在宇宙中刮着。
你们把它交给我，我可以出五十万块钱。穿黑皮夹克的丈夫拉开车门，指了指撂在车座上的一个讲究的小皮箱说：都是现金。
我们有些迟钝。不知这是太无耻了，还是太无理了，还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里没什么东西，只有她的一些照片，还有，我迟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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