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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正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接受苏联代表如鲍罗廷的建议，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很欣赏从他开始的一切权力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
但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从苏联原有的模式中，蒋介石引进了无孔不入的秘密国家安全机关，大量使用间谍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仅这样是无法维持他在大陆的统治的。
他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他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激起普遍的热情，尽管半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积极推动这次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这一次，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又略胜一筹，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被当作官方经典大力推广，但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大多数人对它一无所知。
必须说明，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孙中山革命失败之后出现了普遍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者的挑战，以及日本的入侵，还有他的盟友们不小的判断错误、欺骗行为和对他的背叛。
但我们却不能站在他一方说他的困难要比共产党初期遇到的困难大。
毛泽东作为一个处境艰难的少数党的领袖，在强大得多的政府军包围下，好几年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不过，最后苏联的援助对共产党取得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蒋介石却失去了相应的外援。
蒋介石犯下的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最致命的错误是在1926年至1928年间向北进军途中他所产生的征服中国的幻想。在国民党的史书中，这次进军叫“北伐战争”。蒋介石经过充分的准备，正式接受军阀们交给他的领导大权，这是一种惩罚的标志，也是蒋介石的权力膨胀的象征。
对蒋介石来说，这种权势转移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因为蒋介石希望用简单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
也许，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些军阀，例如阎锡山和冯玉祥，力量很强，能够发动正面进攻。蒋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这些军阀赶出他们的据点，也不想用他选定的人来代替他们。他希望结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腾出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消灭共产党”。
在大陆的其余时间里，蒋介石则往往由于草率从事而自食其果。
在军阀看来，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但无疑是最大的、最有权力的军阀。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把他当作领袖，甚至当他在192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时，他们也依然如此。当有利可图时，他们会派军队支持蒋介石，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拒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蒋合作，在日本侵略时情况是如此，在内战期间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蒋介石最大的判断错误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时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
从军事角度上讲，蒋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这佯的指示。
日军在装备、训练、纪律和指挥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抗战部署尚在开始阶段，他希望能在对日军进行反击之前完成这些布置，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对付日本人之前，如果进展顺利，他希望能“消灭共产党”。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于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惨重的失败。这就给广大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军阀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少帅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获释以及周恩来戏剧性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永远不肯原谅张学良，因此把他无休止地囚禁在屋子里，这也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大错。
虽然蒋介石常常是阻碍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敌人，但他还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敌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计划使红军在江西的实验成为泡影，但是毛泽东突破了他的严密封锁，率领红军和他们的追随者行军6000英里，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他们不仅在那里继续战斗而且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
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剿共”战役无疑是一个胜利，但从长远看，红军长征的意义冲散了蒋介石的胜利。因此，这也必须算作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胜负的评估表上，这应该算是他的对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丢分。
“围剿”计划的全面失败和西安事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我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未至磨争论过，我认为蒋介石以大撤退争取时间的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的，但却带来了长远的对他不利的政治后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此时国民党却听凭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践踏。除个别地区，例如“模范长官”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外，国民党在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建立起训练有素的、成功而坚强的游击军。
结果，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战略上，而且很关心中国之外的大国政治，因而忽视了“微型战争”，而正是这种战争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尽管蒋介石的战略从军事常规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级将领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一种深深的灾难性的感觉。
虽然，面对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在转入内地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在战争初期——从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气一直很高昂。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政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正好被它的对手和攻击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必须指出的是，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但后来，他把共产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简单看法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泽东心中燃烧着民族主义的火焰。
中日战争初期，斯大林愿意给蒋介石政府一定的帮助。
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它把日本人拖进中国战争，使之远离苏联远东地区，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开始向国民党的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泽东开始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国共两党实现暂时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国民党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日本在与苏联有关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
这时，斯大林不再希望树立蒋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国际宣传系统口径一下变了过来。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