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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想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
他以2430：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作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蒋介石压恨儿就没想到孙科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国民大会”是由“CC”派控制的，而且陈立夫曾向蒋介石保证孙科一定会当选。但是，目前的状况却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李宗仁这个平庸的广西军阀竟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多数票。蒋介石曾答应孙科，副总统职位一定是他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失面子。
最糟糕的是，李宗仁竟然故意不听命于他，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最不可宽恕的“罪行”。
这次“国民大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得也不太顺利。在当选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开会时被国民党人员拒之门外，因为把他们的席位分给了国民党提名人。
一些遭到拒绝的“国会”代表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带着棺材住进了接待室。他威胁说，如果不给他席位，他就要去死。在对此进行商讨时，南京大主教于斌说服“绝食者”喝定量的水、桔子汁和牛奶，以维持生命。最后，这些代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席位。为了接受并安排他们，会议不得不扩大范围。
国民党人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弱了，以致无法取胜。后来，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了。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现在要彻底改变其形象，已为时过晚了。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做、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
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民主的道路……。
他还说：他这40年来领导国家取得的经验，使他更加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格言，任何措施“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只要符合人类认识水平，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只要反映人民愿望，并为社会精英所发现，就一定会成功地实现。”
蒋介石外表镇静，却掩盖不了内心的不安，并且在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明显。
国民党渐渐控制不住东北的据点了。他们于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给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共产党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每天饿死的人高达100之多。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吉林失陷三天之后失守了，而共产党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头头大卫·G·勃尔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结果是徒劳，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大卫的建议。4月24日，共产党的彭德怀将军经过一场苦战后，重新夺回了毛泽东原来的根据地延安。接着，国民党也打了胜仗，但为时不长，这时情况已很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军了。6月份，在河南开封之战中，陈毅将军率领近20万大军与数量相等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斗，该城于22日失守，但25日又夺了回来。
在上海货币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市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
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市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蒋总统却在一篇讲话中说，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通货膨胀全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外国人瞎说的结果，是上海商人投机的结果。
当然，比起通货膨胀来，蒋介石更为担心的还是军事形势。
7月份，他主要是担心太原方面的情况，因为山西的国民党驻军被围困在那里。除了日军占领那段时间以外，山西从1912年一直被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统治着。
山西有煤矿、铁矿，建有钢铁厂、兵工厂，足可为阎锡山供应正常的军备需求，蒋介石想，阎锡山现在被共产党步步紧逼，他或许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阎锡山的忠诚丝毫未变，22日，蒋介石冒险飞往太原，在三个机场中唯一由政府控制的机场着陆。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郑州，那时郑州正面临着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他还飞到济南和沈阳去鼓舞士气。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后来蒋介石得了失眠症。
安眠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因为此时他大都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但是，他还是需要点睡眠的。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有助于他入睡。
现在，蒋介石不得不注意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并开始采取措施。1948年8月19日，他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元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金元券和美元兑换率为4：1，政府命令人们把旧纸币以300万：1的比率上交政府，把所有私藏金银及外汇于9月30日以前全部上交，使用新发行的货币。人民从内心里非常讨厌那些不值钱的旧币，所以对此非常高兴，起码开始时是这样的，蒋介石赋予儿子蒋经国以极大的权力，让他实施货币改革。
这对蒋经国来讲，是第一次显示他才能的机会。他搬到了上海，在那里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没有谁能够幸免，一位高级警官，同时也是个有名的黑市商，他是被逮捕的几百人中的一员。
在这非常时期，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因此，时间不长，蒋经国就在上海深得人心。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受到了挫折。9月的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
蒋夫人一听到这消息就启程去上海了。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扬子江开发公司也不再故意找麻烦了，并且在上海的活动也逐渐减少。很快，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50年代，一个子公司以不同的名字在伦敦开业，大约在10年后又关闭了。
这件事使蒋经国大失面子，但更惨的情况还在后头。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但这种作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金元券市值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
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人们经过第一次对蒋经国的信任之后，再也不听从他的命令把美元及有价值的东西上交，去兑换金元券了。有些人明白的晚了一些。
蒋经国的传记作者霍灵顿·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南京一家饭店里吃饭时说：在他的坚持下，妻子同意把他们一生藏的4000美元兑换成16000元金元券，而现在却是一钱不值了。一种无形的消极抵制情绪在蒋经国及其随从周围形成。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曾在他身边干活的人，现在到了上海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种厄运即将到来的气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统治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蒋经国有着真正儒家的谦恭态度，他提出辞职，并道歉说：
“我工作了70天，感到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职责……。在某些方面，我甚至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今天，除了请求政府惩处并澄清我的责任外，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向上海人民道歉……。我真诚希望上海人民以自己的能力来制止奸商、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上海……。”
9月下旬，蒋介石终于承认沈阳保不住了。25日，他下令驻军司令卫立煌撤出沈阳，救援被围攻的锦州驻军。但卫立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