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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春秋岁月异乡
异乡
长天北斗
明月南楼
父亲在北平做过英文日报编辑，好像当时叶公超先生也在该报做事，后来又在北师大做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父亲和叶先生都是留英学生，不过叶先生比父亲年轻，我们喊他乔治叔叔。父亲入外交部时，我们还是未入学的小孩。记得他曾到缅甸做领事，我们全家大小一同从天津乘船到印度再到仰光。那段任期不太长，好像是因为外交部没有经费，我们在那儿只过了大概一年，又转回北平。回北平后我才上小学。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上一年级。
我记忆中的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越南像是一片动物园。也是英法人逞强称霸的地方。那是1930年左右。亚洲到处是殖民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泰国（时称逻罗）不是殖民地之外，其余地区都是英、法、德、荷等欧洲国家的属地。白种人至上，黄种人受尽种种歧视与压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受侵略者的驱使。第二次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了，但外人在当地的潜势及遗毒根深蒂固，以致许多地方的英雄豪杰虽有志革命来改造自己的国家，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谈何容易。
印度当年是英国属地，缅甸也是英人势力范围，所以该地英国色彩非常浓厚，马来西亚也是英人天下，该地的橡胶园使许多在英国根本无法谋生的英人，摇身一变而为百万富翁。
我中学读英国名小说家毛姆（Somerest Maugham）所写小说，更佩服这位作家对于那些假仁假义的英国绅士入木三分的描写。毛姆小说的取材大部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故事中的角色就是那些人面兽心的殖民官和小市民，加上那些在英国无法立足的男盗女娼，从小故事中反映人性的黑暗面，读后使人拍案叫绝。
我初次去印缅和东南亚时年纪太小，毫无印象，但第二次大战后旧地重游，更亲见了那些殖民地的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那段辛酸的过程。
父亲在仰光做外交官，我们有机会到附近地区游览，我们去过印度的新德里，也去过新加坡及吉隆坡。印度的贫困使我对印度人充满怜悯。这个民族有几百种语文，多种宗教，满街都是乞丐，到处向人伸手要钱，使人心中起恶感。
但印度却有古色古香的庙寺，庙寺外面有金顶，表面也是珠镶玉砌，千百万黄金去敬鬼神、大街小巷却挤满了叫化子，清早还可以看见清道夫收拾夜间热死、饿死或病死的男男女女。但英国的绰士淑女，却日以继夜地在不准有色人种进去的俱乐部里饮酒调情，在马场上一掷千金。
马来西亚地区又是另一番情调，我们也去参观过许多橡树园，主人与工头多是白人、工人是土人。热带淋很易生长。二次大战以前，东南亚出产的树胶是世界有名的。马来西亚果树特多，且因气候温暖，无虞饥寒，因此马来人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天性，但不似印度那么悲观与迷信，虽然同是“大英帝国属地的顺民”，马来西工人是比较乐观的。我和父母乘开蓬汽车游览果园时，猴子从树上伸手把我头上戴着的一顶草帽取去，马来西亚司机大笑，我很少看见印度人开怀大笑，但马来西亚人却有点乐天知命的性格，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仰光住了几个月后，父亲又带我们去越南，我记不清楚，似乎父亲有事到越南公干，于是母亲领着我和姐姐也一道去，记得我们曾去河内和海防，后来又去西贡。越南是法国属土，一切都是法国风味。法国人最会享受，从前如此，现在也没有改变。他们把越南也花园化，的确别有韵味。但因此也使越南人学会了许多法国人的贪污和风流，好的没有学，坏的却都精益求精，这或许就注定了越南的命运吧。
我记得母亲在河内和西贡有些亲朋，他们带着我们到处去观光，母亲似乎非常高兴，玩得很开心。母亲说得一口标准法语，当年又是一位飘飘的美人儿，因此大家都设宴欢迎她，我想越南之行，母亲心情非常愉快。其后我在二次大战后与陈纳德将军再去越南，又是一番滋味。
再说说我们在缅甸首府仰光的生活。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很大，一部分是领事馆的办公室，一部分是我们的住宅。院子也很大，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尤以芒果树及木瓜树为多。园丁每天都把木瓜和芒果采下迭到厨房来。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大年纪，总言之，还未到上学的年龄。有一个广东老妈子带着我，我和园盯司机和门房（都是土人）学缅语，小孩子学语言进步很快，几个月下来我已可以用缅语交谈，但离缅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热带蚊虫既多，老鼠更大，每天晚上园丁把抓老鼠的工具吊上了食物，第二天清早抓老鼠的人来收拾被压死了的老鼠。那些老鼠好大，有些简直像一只小猫，可怕极了。我看过一两次，以后不敢再看。到现在事隔数十年，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我是一个最怕老鼠的人。
缅甸华侨不少，他们常来找我父亲，谈些什么我不清楚。
不过据父亲后来告诉我，这些身居异国的华人，他们爱国心切，对于国事既肯出钱又肯出力，心地也非常纯洁善良，这是老一辈华侨的特点。他们在异乡做异客，受尽了异族的排挤，总希望政府替他们出口气，可惜政府当年内忧外患，对于这些忠贞侨胞也就无法有多少援助。缅甸侨胞多半是米商，有些经济情况很好。父亲左等右等，不见外交部汇款发薪时，有些侨领就愿解囊相助，但父亲觉得这有失国家体面，只好心领而婉谢了。
还有缅甸的壁虎也是一绝，其大无比，夜间出现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我最怕它掉下来。因此我们每夜都放蚊帐，一则可以防蚊虫，二则可以避壁虎。
缅甸人与印度人大有分别，虽然他们是比邻，缅甸人爱好和平，而且比较友善。
父亲因为常常接不到薪金而闹穷，领事馆的开支又大，常常要求外祖父接济，在任不到两年，请求调差，到底内情如何，我不清楚。总言之，父亲第一任的外交生涯很短，离开缅甸后，我又跟着父亲回北平。父亲再入教育界当教授，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培育青年是他的第一志愿。他的确造就了不少出色的青年，我想这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大安慰。
春秋岁月惊恐年代
惊恐年代
母亲去世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战乱年代。她死时只有45岁，是子宫癌。当时香港虽然还未被日军占领，但已人心惶惶。
子宫癌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已不是不治之症，但50年前却算是绝症。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安排把母亲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该坟场大门前有一对联，文曰：“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
数年前我们姊妹6人又再把母亲的墓地重修重建。母亲在时我们年幼未能尽孝道，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心痛不已。
我做学生的年代和一般流亡学生没有两样，是在战火和炮轰中度过的。在北京念孔德小学时，便逃到香港；在香港的圣保禄女中和真光中学完成学业后，又逃到大后方读岭南大学。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也都是避难兼读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很穷，没有什么好比较，虽然过着“出无车，吃无肉，居无屋”的贫乏生活，反而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并不觉得太苦，倒是常常听到一些沦陷区的状况，以及日本人对沦陷区老百姓的残暴手段。和那些在日本人统治下的苦难同胞及那些做地下工作、被日人施以酷刑或残杀的爱国分子和斗士相比较，我们是较幸运的了。
日本侵略中国，又在发动对美战争的同时（珍珠港事变），也进攻了英属香港。当时香港政府对日本的抗战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星期。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机群猛炸香港九龙的启德机场，3天之后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整个九龙也被日军控制了。
当时，我们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在美国旧金山当领事，我和四个妹妹都在香港铜锣湾的圣保禄女中当寄读生。那天早上，我们寄读生部在梳洗穿制服准备上课，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第一响沉重的隆隆声，一响接一响，随着又是高射炮和机关枪的尖啸声，每次剧烈的爆炸声之后，宿舍的楼房就随之震动起来。房外、房内、走廊上人声嘈杂，收音机的声音很大，播音员用英语又用粤语大声广播：“香港居民注意！大家注意！今天不是演习，我们已面临战争，日本飞机来袭，请大家到防空洞去！”播音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的警告，当然警报的呜呜声也不断地响着，混在炮声中更为刺耳。
修女们开始指挥我们数十个住校女生，要我们赶快到地下室去——那就是我们的临时防空洞了。我从衣柜内拿出了一件暖和的外套，又为几个小妹拿了毛线衣，全部集合在长廊上，修女何着急地说：“你们还不快快地走，快！快！快！”
通过楼梯平台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对岸九龙的浓烟，只好你推我拥地往地下室飞跑。
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湿得令人窒息，我们都坐在木板凳上发抖。虽然在地下室，仍可听到炸弹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