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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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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常情。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我走上前,向她请安:“妈,我来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

  医生还要作些检查,得在医院再耽搁几天--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她接着又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她握着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证,不会有问题,但她的声音却不能令人心服,我有个预感,她没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诉我。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oo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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