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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发现,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苏奴奴的越权行为,实在有损布什的声誉,因为布什在竞选期间一再向选民保证他的内阁要用最守法、最清廉的人。
当时华府有人开玩笑,说布什天天跑步,以步当车,是因为他的白宫轿车被苏奴奴拿去使用了。虽然言过其实,但权势、金钱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引诱,如何自善其身就得好自为之了。
James又再旧事重提问我愿不愿意入阁,当时各部长都已内定,副部长和大使尚有空缺,但我还是坚持不做委任官。
我们商谈许久之后,他建议我做白宫出口委员会主席。我问他现任主席是谁,他说:“这人是奇异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不久他什么,你若愿意做主席,我们就给他一封信谢谢他即可。”
我说:“算了,就让我做副主席好了。”他说:“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哦!我会向总统报告。”两星期后里根亲自在白宫委任我做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共有20人,这份差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在任期间我多次组织美商海外访问团,到过欧、亚许多国家,也到过非洲和苏联,并且两度去中东,为美国争取了不少商业市场,也有机会见到不少国家领袖和商界名人,跟许多国家签了不少投资和合资条约。记得1981年我到台北时,台湾鞋业公会对我说,台湾出口的鞋子是廉价鞋,美国本身并不出产,因此下会对美国鞋业有何威胁,希望美国不要对台湾鞋子的进口设限。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颇有道理,回美后我便向有关当局建议不对台湾鞋类进口设限,这对当年靠出口的鞋商我算是做了一件公平的好事。后来我再到台湾时,还有一两家鞋商要送我鞋子,可是我并没有接受。
我做了6年的出口委员会副主席,这期间美国对外来的挑战已渐感沉重,但美国企业界还有点优越感,不肯以破釜沉舟或快刀斩乱麻的精神自求多福,出口委员会的问题开始复杂,商务部、财政部、对外协调处都来插手,大家对这个工作虎视眈眈。免费服务还招来不少麻烦,我告诉白宫说,我无法再做下去了。于是我转任白宫学者委员会委员,委员共24人,每年花两三天时间看卷,选出100多名杰出青年(每州两人,一男一女,再加上华府特区、关岛、海外区也男女各一,和20名艺术成就奖)。这100多名青年每年6月初受邀到华府4天,并到白宫拜会总统,由教育部长亲自在白宫的玫瑰园颁奖,其他节目如前往国会参观、副总统参加他们的午宴、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等,并由他们的家人同来庆祝,我倒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在考卷中最少有10~20名是华裔青年,可见中国家庭对子女的学业比其他民族的家庭更为关切,而影响也更深厚。
春秋岁月中国驻美使节
中国驻美使节
我第一次回北京时,负责全部行程安排的是外交部冀朝铸,那时他是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但我想他的工作与欧美关系较密切。
冀朝铸是山西人,但说话没有山西口音。他的童年是在纽约过的,小学到中学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还入了哈佛大学,因此八年抗日战争他一点也没有经验。他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国的。
在北京有机会和冀朝铸交谈,他告诉我,他的哥哥是冀朝鼎,曾是抗战时期孔祥熙的左右手。这些人物我不清楚,因为抗战时期我只是一名流亡学生,对孔祥熙一无所知。他说:“朝鼎是我的大哥,跟我年龄相差20岁,怪不得你不认识他。”
1983年冀氏出任中国驻美公使。他到华盛顿时带来了我的舅父廖承志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多多协助冀氏。在大陆大家称廖承志为廖公,他为人豪爽,对上司与下属都很亲切,而且能诗能文,又诙谐幽默,因此人缘甚好,凡是追随过廖公的人对他都心存敬爱,冀氏当然不例外。
冀氏夫妇来华府时,柴泽民是大使,柴泽民也是山西人,山西口音甚重,他是我在华府正式接触的第一位年共高级干部,中美建交后第一位被派到美国当大使的外交官,是中共绝对信任的党员,曾任驻埃及大使。柴氏虽然不懂英语,但出入有翻译,口若悬河,笑口常开,因此在外交圈中很活跃。他喜欢和朋友讨论问题,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见解,他也从不发怒,只会说:“这个,这个值得研究。”有时他也会说:“这是不同的观点。”但他从来不在美国人面前批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柴泽民在任的那5年,算是美、中关系较为密切的时代。
他只带夫人上任,没有一个孩子跟他来美国,这在外交圈中是少有的事。他一直住在使馆里,冀氏夫妇来华盛顿后,他们常到我家中作客。柴泽民在任时,馆内有些空地用来种花种菜,每逢有新鲜的瓜菜他都会亲自写张条子让秘书送到我家中。
后来章文晋大使接任,他们搬入了大使宫邸,章大使夫人张颖常常让园丁送盆花来,最漂亮的是菊花,比市面上的艳丽得多。
冀朝铸最喜欢吃朱古力糖,也喜欢吃冰淇淋,每次饭后就连吃多颗朱古力。他说儿时在美国常吃这个东西,回国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国,吃朱古力糖使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童年。他和章文晋都是周恩来和廖承志的爱将。
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不到3年,我党得章氏夫妇非常平易近人,两年的感恩节他们都来我家作容。章氏逝世于1991年3月。他喜欢游泳和跑步,还打网球。那天他从外面跑步回家,跌倒在搂梯下,就这样逝世了,去得很快,没有一点痛苦。
他们家中,没摆任何的照片,只有一张他们夫妇和周恩来的合照。
冀朝铸离美后,改任斐济岛大使,我认为是大材小用,果然后来被派到英国当大使,在英伦期间表现优异,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对他都不错。冀氏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直属联合国,由联合国支薪,这算是冀氏迟来的福分吧。
现任大使是朱启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外交部服务40年,在欧洲及非洲都当过大使。他一到任就处理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困扰和冲击。虽然布什总统支持和中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并延续优惠国条款,但参众两院以推动人权与民主为借口的反华声滚,一波接一波,直使这位熟练的外交使节难于招架。
当中国在华府建联络处时,就在华府的麻州大道找房子。英、法、英菲律宾、韩国和越南的使馆都在这条大街上,当年伊朗和美国外交关系密切时,也在那条大道上设有使馆,因此就被称为“使馆大道”。
中国在麻州大道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但却在附近的住宅区买了两幢。一幢是大使公馆,另一幢由新华社使用,后来新华社在维州买了房子,有办公室,么有职员宿舍,原新华社的房子,就改为公使公馆,现任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回国前即住在那里。柴泽民带着夫人来华府上任,但却不愿住大使公馆,大使不住公馆,公使也只好陪着住在使馆的楼房内。中国的使馆设于华府的康州大道,原是一所叫温莎旅店的建筑,60年代只花了美金约500万,如今已经水涨船高。中美双方的使馆问题己达成协议,北京提供土地给美国盖大使馆,但中国想在闹区找商务部及武官处的办公楼房却有困难,不是没有房子,而是价钱问题,中央约预算就是那个数目,实在难于找到合适的楼房。不像台湾一掷千金,最近在纽约成立的文化中心位于络基大厦,年租百余万,连日本人也自叹弗如。此外,蒋经国基金会的把门人个个神通广大,让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们趋之若鹜,还找了中国之友丁大工做董事长,这位好好先生深谙中国处世哲学,四平八稳,实在难得。
春秋岁月在美国的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1959年当我最初想在华盛顿找幢公寓时,一无可取,最后我的姐姐替我去找,她告诉我,有些公寓不租给有色人种,有些则排斥东方人,我身为陈纳德太太,在这方面,当然是占了点便宜。但是那时美国人对东方人如此歧视真使我非常不舒服。歧视中国人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已大有改进,在华盛顿也不例外。比如说致力学术研究的中国人待遇比美国人低,就连在所谓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经常得不到重视。其实令我觉得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专家乡是卷发蓝眼睛的犹太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他们为什么没有论文发表,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这种情形今天仍然有,但已大有改善。中国学者出人头地者颇不乏人,不过,有的时候,问题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他们往往只顾自己,不像其他团体一样,互相团结、关切,以及彼此合作。
前几年,我向美亚协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人已对替人洗衣服和做蛋皮春卷等事感到厌倦,日本人也不愿再多替人整理花园,我们必须走出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奋斗。就为了这,我被某些人称为急进派,并有人对我说:“你太激烈了”,而且指出,“你错了,因为中国人毕竟还是有他们的机会。”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寻找机会的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人,应该享有和其他美国人同样的机会。”
过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发表这类的言论,某些人说我过于好辩,但对有些问题,我不是好辩,而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些问题正在此间逐渐形成。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为了越战失败,不得不收容一些难民,可是这许多越南难民,因为离乡背井来到异邦,当然他们没有归属感,这种情形尤以在种族成见过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