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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的祖先来自法国，母亲是南方名将李将军的后裔，因此家族多半分散在南方。
现在国际婚姻很普遍，但在50年代一般观念还相当保守。美国的外交人员或国防部的官员就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特殊情况也得请求特许，否则只好辞职、调职。而在中国，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假如有何意外或不幸，别人是不会同情的。
怀着半忧半喜的心情随着外子第一次访问他的南方故乡——一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市。我该感谢外子的好友、前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诺尔（Noe）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诺尔州长退下来后做油田生意，并经营电视台和广播公司，他们的子女与我年龄相仿，给我很多照顾和指点，帮助我了解南方习俗。
外子研究李将军，他们兄弟而人收藏不少有关李将军史事的书籍，也鼓励我多读一些美国历史，有时晚间茶余酒后，炉边灯下谈到美国的开国历史、南方在内战前的繁华、内战后的困苦，许多“田园潦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惨况。当然有些名门的南方后裔也常常谈到当年他们养了上百个黑奴的往事。
我踏进了这个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社会，接触到的白人多是显贵或半显贵，其他就是教育水准不高或根本没有读完小学的黑人，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我。
外子衣锦逐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不敢轻慢，但我知道假如自己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即使如此，他们对这个异国女子还是充满了好奇，而且在我的背后一定品头论足。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被称为弱者，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养成了中画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甚至战胜一些不寻常的际遇。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和我们交友的南方人的友谊。
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发，她比我大20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治学又认真。我朗读诗文发音不准确时她指正我，并要我多读数遍，直到正确为止。她帮了我不少忙，使我至今充满了感激。
她喜欢借用政治家或演说家的演讲稿来和我讨论。她说：“政治家是说谎专家，他们的演讲稿多半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有学问的人执笔，所以可以借用。”
我数次应邀去这小城的大学讲中国问题，慢慢也应邀在许多场合讲讲中国文化、中国风俗和第二次大战的经历等等。每年该市有一天是“中国日”，纪念外子到华作战。如今小城已有不少东方人，有了中国、韩国和越南餐馆，大学里也有了亚洲研究院。东风西渐，与我当年在该地“顾影自怜”的情况大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学习英语，广州、上海、北京都设有英语学院。50年代大陆流行学俄语，现在的年轻人则人人手中一本英文字典，学好英语不但容易找到好工作，也可以直接和外国人谈外交，谈贸易。
第二，加强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南方人的一些习俗。
“入乡随俗”说易行难。以驾驶汽车为例，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太太小姐们会开汽车的不多，当然我到美国时也不会开汽车，外子自告奋勇做老师。他是飞行员，喜欢开快车，常嫌我开得太慢。有一天，我们练车回家，他又说我开得不够快，我一气之下飞快驶进车房，把车头都撞坏了。此后每天清晨我自己一人在附近练习，一星期后终于考到执照。
州长夫人有两名男厨，我数次下厨请益。大师傅等闲不肯传秘方，我除了保证绝对不漏天机，每次去时还把钞票放在信封里作为见面礼。有一天州长夫妇到舍下做客，我做了南方炸鸡和玉米煲，州长夫人对州长说：“安娜做的这两道菜是不是比我们的阿当（他们的厨师）更可口？”
第三，学打桥牌。假如说打高尔夫球是南方男人的交际运动，那么打桥牌，则是女人闲下来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会打桥牌永远是栏外人，于是我交学费去上课。
话扯得远了。
我为外子学做美国南方人，等到众人都说我比南方更南方时，外子已经病在医院。
外子每天要吸三包骆驼牌香烟。他患的是肺癌，开过两次刀，后来癌细胞蔓延到喉部，又再开刀，一年有半年躺在医院病房中，直到64岁去世。
春秋岁月第二篇 华府风云
第二篇 华府风云
十二月的冬夜，
说声再会，
剩下了的
是窗外的风声，雨声，
微温的炉火，和着
寂寞的灯光，
一个人影。
——《炉火》
定居华盛顿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辛弃疾这首词我最欣赏，少年时代的愁滋味的确是无病呻吟，虽然我在15岁时就丧母，其后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横行霸道，接着是到大后方却做流亡学生，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这期间我和姐妹们都是饱经战乱，不过年少无知，对于一切感受都无深刻印象，因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希望都寄托在明天。
陈纳德将军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我的确尝尽了人生的苦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一个最现实，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华盛顿去，单枪匹马地面对未来不可预卜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勇气！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从肯尼迪总统到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至卡特总统，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工作派给我，这是一份荣誉，同时30年来我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我的荣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荣誉。现在且先追述初到华府时的种种。
陈纳德将军死后，我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一个独身的女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华盛顿。30岁守寡是太年轻了，更何况是只身在异国。记得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任何失落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周遭没有一处你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着你，在这种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觉得它陌生，充满敌意。
丈夫去世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怀念他，需要他。爱情临到你身上时，你从来不会觉得它十全十美，因为人的希求总是永无满足，在爱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等有朝一日爱情突然离你远去时，任何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回忆会使失去的爱情变得分外的美好，伴随你直到永远。在恋爱中的人们要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对彼此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及至他们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变作阴暗，爱情也随之消失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一段未完成的爱意，如诗如画，才开始，就中断了，那些了解并能体会爱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男女间微妙关系的人，会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刻，曾经爱而又被爱过的人，今生今世当无遗憾。
我初次到美国是在40年代，那时我和陈纳德将军新婚未久，我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觉得很安全，因为美国是我丈夫的祖国，而他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两个稚女，我必须先作一些重大决定：未来的日子，我该如何打发？我们要定居在哪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待解答的问题。
首先，居处就不容易决定，我的父亲和继母住在旧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妹妹从事科学工作，妹夫服务于当地银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该住在父母附近，还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后，我选择了华盛顿，主要是因为一些牵扯到陈纳德将军遗嘱认证及产业等法律问题，需要我就近处理，由于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有一处办公室，故决定就在该地以便处理遗嘱之各项事务，反正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陈纳德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们的律师顾问全都在华盛顿，于是我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就在华府定居下来。
我们的财务状况并不良好，陈纳德将军去世之前，因为从大陆退到台湾，又因与大陆因民航机事件在香港诉讼两年，公司经济情况困难万端，不得不把当年他一手创办的民用航空公司出售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件事后来才慢慢传出来，至于我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我想是因为先夫岁数比我大得多，他要保护我，不让我接触一些人生的残酷现实。当他去世后，中央情报局急于请我离开民航公司，虽然我的丈夫是它的创办人，看着它成长。我想继续尽力和台湾人共同发展公司业务，然而新的老板促我离开台湾，他们说陈纳德的亲蒋色彩太浓厚。现在想来，这是因为我年纪轻，又是女人，他们才敢欺负我。如果当时我不是30而是40岁，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很可能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