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楼下舞厅的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并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姊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钩、叶公超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星后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所记不多。另外己故的刘锴、郑宝南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此数）。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很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条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的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大概也有8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等在医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还没睡觉，我和大姐同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灵中，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因为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六妹出生时母亲大概刚满40岁。母亲的名字——香词是外祖父取的，我们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欢这名字，后改名静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莲、香兰、香竹、香桃。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应昌，三弟应凯。他的二弟即我们的二叔陈庆昌，他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中国空军，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接待了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抗战胜利后加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1949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总部移到台湾，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产党员）发生恋情，已伦婚嫁，决定不与公司同进退而留守沪滨。20年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我和大陆的亲友消息完全断绝。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后来与温风鸣女士结婚。二叔去世后温风鸣女士定居南京，并被委任为南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我第一次回诅国访问时，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后来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地已80高龄，但仍参加很多活动，身体还健康，有一子从商，生活过得不错。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容。
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还是回到广州。陈家祖居在广州，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在广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战时，在广州未沦陷于日军控制前，曾和母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州，那栋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祖父陈庆云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讨了两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处。两位如夫人都无所出，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祖父去世时年仅38岁，据祖母告诉我，祖父对于当时的香港电车公司有兴趣，认为这可以在广州发展，有利广州市民，于是认购了大量香港电车公司的股票，并规划在广州市发展。可惜当时民风保守，对于新科技更不甚了了，以电车取代坐惯了的轿子和人力车，一般人似乎还不能接受。祖父举债买大量股票，到年终时要还清债务，找了平时认为知己的亲友想借些银钱过年，但都被婉拒。其实当年祖父有房地产做抵押，又有其他物业，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轻气盛，一时想不开吧，便从自己的住宅五楼跳楼自杀而死。
祖母当时说这事来得太突然，因为她是小脚，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长褂一角，但人己从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承担了一个大家庭，虽有产业，但孩子们都未成人，只好负起一切责任。祖母为了大儿子的前途，特别安排把年仅13岁的父亲送到英国伦敦上英国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育。这个安排对父亲的一生有甚大影响。年轻丧父，又被寡母送到异邦求学，这一切我想在一个年轻孤儿的心中一定非常伤痛。父亲到外国留学后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机会回家，因为要节省费用并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学毕业后，外祖父才给了旅费要他回家省母。
春秋岁月童年
童年
我们陈家共有6个丫头（北方人称女孩为“丫头”）。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岁。她出生美京华盛顿，我是父母自美国留学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说是住在东总布胡同。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虽然众多，但半个世纪的离乱，各散东西，大家对往事都有点模糊，远亲甚多，近戚则寥寥可数，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对五六十年前陈家与廖家的往事就无啥记忆了。
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