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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为后面还有不少人你推我挤地要抢着上船来，假如稍微移动一下，位置就会被别人占去了。
船行得很慢，大概人太多了，一定超重，还好没有沉船，不然大家都完蛋。我还记得1949年大陆人从上海逃到台湾，有一条重庆轮就在行驶到台湾的基隆港途中，还未到达，船就沉了。全船旅客都送了命。船上还有一位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也同归于尽，葬身鱼腹，悲惨之极。
我们的计划行程是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入广东的郁林，由郁林再入广西的桂林。这条路线有领路人可以不经过日人统治的沦陷区，那些城市当时还未被日人占领，到了1943年湘桂大战，许多广东、广西城市相继失守，当然那条路也就行不得了。
到了澳门，我们又脏又累，暂时栖身在天主教室内。父亲有过来电告诉我们已把我们的旅费汇到天主教堂内，由天主教室转交、但天主教堂内的神父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事使我们非常丧气，但天主教堂也不能久住，我们也不能多等，只好先到了广州湾再作打算。还好我们稍有积蓄，大家商量澳门不能久留，走为上策。
1942年夏的广州湾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大家都在等交通工具或领路人再往前进。领路人既要回避日军占领区，也不敢走近共产党（当时是第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的地带，这样当然要绕圈子、走远路。我们姊妹6人的目的地是桂林，要和学校联络上，然后还要安排几个妹妹的去处，她们也得上学，在内地等候父亲的消息，再作长远的安排。毕君目的地是重庆，邱氏兄妹也去重庆，因此我们这一行人可能在桂林就要分手了。
有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在广州湾邱君说认识一位生意人，有意买些珠宝，我和姐姐两个傻瓜把母亲名贵的钻石戒子和一对钻石手镯、一条钻石项链全套交给了那位商人，他说第二天会把现金送来，我们还庆幸天无绝人之路。当初我们姐妹两人商议把首饰交给那陌生人还是瞒着毕君的，因为毕君说他有存款，吩咐我们非不得已时绝对不要变卖珠宝，但邱君却对我说我们姐妹已连累了毕君这么深，不当再向他借钱，我心中实在有歉意，因此才偷偷地拜托邱君找人来买母亲的首饰。当然也该怪我们这些年轻人无知，更不认识人心之险恶，我们第二天左等右等，那个拿了宝物去的家伙根本不见踪影。
邱君到他住的旅社去找他，掌柜说那人已于当天大清早走了。
走到哪儿，没人知道，到哪儿找他，更是大海捞针了，这是我们活该上当。
毕君晓得了这件事把邱君大骂一顿，然后又对我们姐妹说：“你们两人也不对，我不是早已答应会照顾一切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一晚上他很生气，一人坐着不断地抽烟，也不和我说话。我说：“就算我们倒霉吧，人说破财消灾，钱是身外物，可有可无，你也不要生气了。”
钱财真的是身外物，我的一生对于这身外物看得不重，大难之后，虽然没有像不少朋友成为亿万富翁，但也没有什么短缺，反而有些守财奴钱虽多，但并买不到快乐。
从广州湾到郁林这段路很不好走，所过之处都是小村落，贫穷、落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村的真面目。我们姐妹生于官宦之家，生活在北京、天津和香港，都是进步的城市，从来没有体验过中国的农村生活。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除了读过赛珍珠女士的《大地》和《龙子》之外，就是看过中国电影如《渔光曲》等等。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中国的贫穷，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又沿途听到日军的残暴行动，而中国的军队虽然坚勇但武器不如日本，组织不如日本，加以日本空军又不分昼夜地狂炸，我真担心这个苦难的中国，苦难的老百姓能够支撑多久。唉，那时也想不了这么多，只有匆匆逃命。
第一个晚上落脚的地方已不记其名，那个下榻的旅馆就像中国章回小说的黑店，我们姐妹6人共得两张木板床，邱氏兄妹就只好和毕君挤到另一个角落去了。我们走了几近一天的路，累得有气无力，只想象头大睡。不料人还未躺下便觉一身奇痒难忍，揭开那张半灰白的床单一看，唉呀，全木板上尽是千千万万只虱子在爬动，用手一抹，全是血迹，这些虱子不知已吸饱了多少逃难人的鲜血。
我们只好和衣睡在泥地上，真是太累了，在泥地上也睡着了。第二天继续赶路。诗人说的“鸡声茅店月”很够诗意，逃难时偶尔听到鸡啼，但茅店月就无此心情去欣赏了。
逃亡的第八天我病了。是难民的通病，打摆子。这是由蚊虫传染的病，发烧头痛，一阵子热、一阵子冷，全身不断发抖。
人也随之衰弱而没有气力，虽然服食了一些随身带着的药片，但也不能马上见效。同行的不光是我们这一队人，大家要赶路，我也只好扶病而行，毕君找了两个脚夫，让我坐在滑杆上，勉强支撑着。真是祸不单行，过了两天我又得了痢疾，当然也是由食物或茶水那儿传染过来的，加上我体弱，没有抵抗力，我整个人都瘫了，无法再前行；我不但有点昏迷，而且肚子痛得厉害，真的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的时候想起了留在香港的杨医生，我想他或许没有做完全错误的决定，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我想假如这就是自由区的后方，我真的不想活了。大家见我病得相当重，同意找个地方停留两天，找个医生。
我已记不清楚我们下脚的地方是个什么村落，只记得那儿的客栈都已住满了人，连床位都分不到一张。当地有一位商人是开鞭炮店的，他见我怪可怜的，毕君又拿了些钱给他。
他说他有两个空着的仓库，答应让我们住到他的仓库里去，并且找了些帆布床让我们睡觉。
住进仓库后，毕君和邱君设法去找医生和买药，那个地方哪有医生，只有郎中，他来把脉，给了我两贴中药，吩咐大姐煮给我喝。喝了药晚间肚子痛得更厉害，仓库内没有厕所，只好扶病到荒地上解决。晚上来往出入10多次之后我已没有气力了。在又热、蚊子又多的仓库里，我们靠数支蚊香来驱逐蚊子，仓库没有窗子，不通风，只好把门开着。我仍发着高烧，昏迷中，我知道大姐和毕君守在我身旁，我想我大概不久人世了，但我并不想死，我只有10多岁，我还没活够呢，虽然多灾多难，但我却不愿向死神投降。
我得为毕君活着，我得为我的姐妹活着。
半夜，我对毕君说：“你先走吧，我好了会跟着来。”他用手盖住我的双唇，不要我说话。大姐也在旁，她说：“你好好休息，你会好的，大家都等你。”
我泣不成声，大姐也在流泪。
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不知道是那郎中的中药真灵，还是奇迹出现，我竟然热退病除，出了一身冷汗。大姐用热水替我抹脸抹身子。我除了感到虚弱外，不再打摆子了、也不再拉肚子。我口渴时只喝些开水。我起来了。
继续往桂林前进。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地区。广东桂系首脑白崇禧将军，后来做了副总统、代总统的辛宗仁，现在中国大陆做政协委员的程思远，当年做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都是广西人，桂林也是中美空军西南的大本营。
我们大伙儿在桂林租了一栋房子暂居，一方面从桂林打电报到美国和父亲联络，另一方面也等候学校开学的消息。
毕君和邱氏兄妹见我们大致安定了下来，也就和重庆联络上了。定了去重庆的日期。是大家各奔前程的时候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受家父之托，在桂林找到了我们。在大后方昆明是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的大本营，其次是重庆、成都、西安、桂林、芷江……。来看我们的是两位陈纳德将军的副官，一位少校，一位上尉。两位洋人来叫门，把房东吓了一大跳，她又不会说英语，还好那位上尉会说几句中国话，他说：“陈小姐，我们找陈小姐。”这一来房东听懂了，赶着上楼喊我和姐姐。他们满头大汗，大概地方不好找，街坊的儿童和一些邻居围着他们那部吉普车，孩子们都说：“哈罗，哈罗！”那两个人也举起大拇指说：“顶好！顶好！”
他们首先交给我们一封父亲的亲笔信，然后又有一封十四航空队总部的手令，当然这是非常慎重的命使。他们非常有礼，我们请他们两人到楼上我们的住处坐坐。他们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带来父亲请陈纳德将军转交给我们的生活费，并说以后还会继续寄来。其次正如毕君所说，美国空军急需会说英语的护士和医生，十四航空队征求大姐的意愿，想不想到昆明或重庆的十四航空队医院工作，这当然是大姐求之不得的。对我们几位在学的女儿们，父亲要我们随着学校的迁移暂时就读，他的最后决定是请陈纳德将军设法把他的孩子们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乘船或军机去美国。
最兴奋的是大姐，她有了工作，而且是到美国空军的基地服务，她生活在美国华盛顿，是美国公民，有了这份工作，她又兴奋又骄傲，我们也替她欢喜。
这儿值得一提的是大姐的男朋友。那位当初不愿离开香港的华裔马来西亚医生不久又从香港追到桂林来找大姐，但大姐已离开桂林到重庆去了；他又千辛万苦地追踪到重庆，但大姐认为他虽多金却缺少勇气，对他很冷淡。这位痴情的医生一直守在中国，虽然后来大姐到了美国他仍在中国大后方工作，以便能和美国的大姐通讯（沦陷区不能通讯）。抗战胜利后他回到马来西亚，不久又再回到香港自设诊所，做得很成功。但大姐一直没有再和他联系，倒是后来六妹香桃婚后在香港工作并定居，还和他有往来。
毕君和我的一段情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这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