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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的时间不算太短，几位善饮者象毛泽东、博古都喝了不少。饭后，周恩来亲自送张国焘回去休息。因为这地方房子少，只好把张国焘安排在街北头一家店铺里。
“国焘同志，”周恩来微笑着说，“你是不是早点休息，明天上午我们就要开会了。”
“不忙，不忙，”张国焘笑着让座，“好多年不见了，坐一坐嘛！”
周恩来就在床铺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张国焘笑着问。
周恩来仔细端详着张国焘，他那圆鼓鼓的鸭蛋脸，真是健康无比，只是右耳周围，有一道深深的圆型的压痕，就笑着说：
“没有变化！要说有的话，我看你比过去更胖，更健康了！”
“是的，纵然戎马倥偬，我倒一向很少生病。”
“怎么，你的耳朵上好象多了一个圈圈？”
“唉，恩来兄，你的眼真细！这是什么圈圈哟，这是电话耳机子压的一道沟沟！”
张国焘一面用手掌摩挲着他耳轮周围的那道沟沟，一面叹口气说：
“这就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四方面军几年来给我留下的纪念！每天我一起床就打电话，连饭都顾不上吃，党政军民大小事我全要管，一打仗，尽管有向前在前面指挥，我还是怕出岔子，有时一个电话就打几个钟头，我这耳朵又不是铁的，怎么会不压出一道沟沟呢！”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
“那你就少管一点嘛！”
“少管？少管行吗？你不知道我们那些同志的水平，有时简直低得可怜！”
周恩来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
张国焘忽然眨了眨眼，扬起头问：
“你们路上举行的那个遵义会议，我们看到的材料太简单了，你能详细讲一讲吗？”
“可以。”
周恩来坦率地点了点头，把遵义会议的过程简要地讲了一遍。最后带着庆幸的情绪说：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看，还真亏得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军事指挥，不然象贵州那样的情况，还真够麻烦呢！”
“问题都解决了吗？”
“都解决了。”
“博古呢？”
“博古同志也很识大体，自那以后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张国焘睁大眼睛听着，显得很不满足。但也不便再问，又说：
“听说，还开了个会理会议？”
“是的，”周恩来又点点头说，“那主要是批评了一下林彪，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张国焘不再发问，沉了好大一阵，突然扬起头，瞅着周恩来问：
“现在，一方面军有多少人？”
周恩来眼睛机警地闪了一闪，笑着反问：
“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梗了梗脖子，“你们呢？”
“一方面军伤亡很大，现在恐怕不到三万人了！”
周恩来的话刚一出口，眼瞅着张国焘的脸色突然变了。
“噢，三万人！……三万人不到！……”
张国焘喃喃自语着，没有再说别的。他的头略略仰起，目光立时变得高傲和严峻起来。
谈话中断了。屋子里静寂无声。周恩来对自己的答话有些后悔，但已无可如何。
“今天疲劳了，就这样吧！”张国焘淡淡地说。
周恩来起身告辞。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关帝庙的大殿里举行。中间摆着几张桌子，四外是各式各样的椅子和长长的条凳，都是从镇上借来的。周恩来作为会议的报告人坐在主要位置，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邓发、凯丰、林伯渠也都坐在前面，其他高级将领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李富春等人都散乱地坐在各处。会议仍然充满着愉悦热烈的气氛。
首先由周恩来作报告。他捋了捋他那漂亮的大胡子，展开了一个事先准备的提纲。他的姿态严肃、庄重而又从容不迫。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他认为，要创造的新的根据地应该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便于作战。特别是两个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一定要地区宽大，便于机动。现在的松、理、茂地区地方虽然不小，但道路少，易于被敌人封锁，而不利于对敌反攻；第二，群众条件方面，应该是人口较多的地方，红军才有发展余地。松、理、茂、汶等人口一共才二十万，且多为少数民族，难以扩大红军；第三，经济条件，粮食至少能够自给。而上述各地正是缺粮的地方，牛羊也有限，布匹更不好解决。周恩来根据上述条件分析，认为在这个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另外，他又对敌情作了分析。他指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会增加到这方面来，封锁大渡河，从南面和西康方向阻击红军，这样就会逐步把红军压到草原。如果红军仅仅限制在松、理、茂地区，就没有前途。因此，部队必须前进。在当前最理想的地区就是川陕甘地区。这地区地域宽，道路多，人口多，物产富，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两大主力会合后的第一步就是北进，首先夺取甘南。他明确指出，向南是不可能的；过岷江向东敌人有一百三十个团，也不可能；向西是大草原；看起来也只有向北才是出路。这样，就要首先夺取松潘与胡宗南部作战。以运动战的高度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最后他还强调了指挥问题必须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到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周恩来关于行动方针的报告，看来相当周密完备，显然概括了其他同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
高大魁伟的张国焘坐在周恩来旁边很显眼的位置上。比起昨天，他的神色显得更庄严、更高傲和更自信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不使他惊讶，因为这些内容从前几天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已经透露了，他也正是针对着上述观点做了准备。除此而外，周恩来最后那段话也使他深为不安。当他听到指挥问题要“集中统一”，要“集中军委”，而且这是“最高原则”的时候，他的心象是突然被撞击了一下似地蹦了起来。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了，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他看看大家没有发现，脸上又立刻装出微笑的样子。
由于张国焘在肚子里自己跟自己说话，周恩来最后讲的军事技术呀，政治保证呀，给养问题呀，分几个纵队呀，这些也就没有听进去。等到他把思想收回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结束了报告。
这时，大家的目光纷纷集中在他的身上。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张国焘的发言，讲话，一向都是慢吞吞的，显出他是一个极有身份的人。他的发言既不象博古那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也不象毛泽东那样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更不象周恩来那样富有条理，准确周密；也不象朱德那样淳朴亲切，带有浓厚的泥土味。他的话听来，实在平庸乏味，令人困倦。因为他既没有热烈的感情，也没有闪光的思想，只是靠许多政治术语的拼凑来表达的某种意念。而这种意念又深怕别人抓住把柄，不得不尽量修饰得象泥鳅一样滑溜。如果不是他身居高位，不是某种权力的象征，那是不会有人喜欢听他的讲话的。
首先，他慢吞吞地用大部分时间讲述了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行动和取得的胜利。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在人们的精神濒于疲倦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行动方针的问题。他的论点是，目前的战略方向应当向南，也就是说，集中一、四方面军的主力向成都打。现在会合之后力量大了，消灭敌人不成问题。他承认向东打受地形限制，向西去是草原，均属不利。而向北打就会遇到胡宗南。胡宗南来，当然要打；如不来也不便去找他打。打松潘也不容易，至少要用二十个团。胡宗南加上蒋，力量不小，如不消灭他的主力，去甘南立足不稳。轻率提出以消灭胡宗南为主没有多少道理。他说，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还是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合适些。即使执行不通，再执行北进计划也不为晚。最后他以敦促者的口吻说，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对这样重大的方针问题宜早作决定。
张国焘的发言，立刻使会议的气氛出现了一点儿紧张。这种紧张自然是心理上的，从表面看并不明显。周恩来仍然那样从容不迫，好象张国焘的发言早在意中。他只用机警的眼睛瞅了张国焘一眼，便转过头去。毛泽东则抽出一支纸烟搕了搕，接到将烧完的烟蒂上去，也许他用这个动作，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只有张闻天脸上出现了一种略显急躁的表情。
下面接着是彭德怀、林彪发言。他们都表示对北进方针的支持。林彪特别强调要以运动战的方式多打胜仗，只有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使创造根据地的设想变成现实。
博古发言了。他的发言简要干脆。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我们要充分做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当前的计划，应当尽快地夺取松潘，迅速北进。
毛泽东看到发言的时机已到，把那支接起来的长长的纸烟，一连抽了两口，就不慌不忙地谈起来。
他首先机智地抓住了一个开端的话题。他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一个川陕甘计划，现在的计划就和那个计划差不多嘛！不同的是，两个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得多了，这计划更有实现的可能。
听了这些话，张国焘瞪着两个大大的眼睛。
毛泽东的发言并没有直接批评张国焘，话语中还不断地出现着“国焘”、“国焘同志”这些亲切的话。但是他也谈到：“应该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些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现在想的还是怎样去打成都。”张国焘的脸色不易察觉地红了一下，因为实际上是在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