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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我们隔壁，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礼拜只能见他一次，因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亲。原因是我有一些他梦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东西：一部鲜红色的八十个低音键的意大利手风琴；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还有一部万用的电动小车床……一些记不起来的好玩的东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们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愿意在没事的时候跟他们玩，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们就会奔跑过来。
他是个沙嗓子，连哭起来都沙。
忽然他长大了。我们相隔整整一部苦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我也去过内蒙古，知道对于幼小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但是他长大成人回来了。感谢上苍，还给我们一个如大沙漠如大苍穹似的心胸开阔无比的青年。
“我回来了，没有什么再苦得死我，难得死我。黄叔叔，什么都不用再说！”
他成为一个强者。祖上遗留的一副魁梧体魄，再加上马背和荒漠对他的锻炼。他越过父亲这一辈人逆来顺受的温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画画，后来到日本去了。走之前，来看过我，问我有什么话。
“记住！”我说，“别让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儿子！”
“一定！”他说。
前几年我去了东京，他从大阪打来一个电话，问明白是我，他在电话里号啕大哭。他说：“黄叔叔！来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间，说句见识浅陋的话，我一辈子没见过叠成满满一面墙的“速写簿”，滴水不进的一面墙。用了两三天时间，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美洲，画了许多速写。再不久，从可染先生处转来一本他展览会的场刊，见到好些张他的水墨近作时，我不免抚掌微笑起来：“此李家之千里驹也！”
雄强、泼辣，满纸的快乐的墨色。乱七八糟的题字更增添了画面的力量，我喜欢之极。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么想念。现在不知他在哪里？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你能回来吗？要赶快回来啊！小弟！你在哪里？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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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了李可染，光彩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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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贪污犯在里面最嚣张，是个依靠对象，俨然半个革命小将的味道。我们每天的“表现”全由他兴之所至地向“革命群众”汇报。
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可染先生、苦禅先生我们可算得是难兄难弟了。五六年朝夕相处时间总是有的。写出所有的人的名单，就我眼前的记性看来是办得到的。但没有必要。
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七十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他虽未达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的程度，起码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够格的，但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
革命群众就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我们的阎王。有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学生，连裤子都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谈要他说得出话。我心里向着他，我心里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口里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当然受到责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
“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用断锯条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当然可以。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起来。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永远下乡落户到湖北农村生根的光荣户。校门口有小敲小打的锣鼓。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于是就让那一丁点很不诚恳的锣鼓声送走了。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新疆人宰羊放血，放了一只又一只，几十只羊集中在一个羊圈里，眼看着前一只同类被宰完，第二只自己就会乖乖地走到人的跟前躺了下来……
被宰割已经成为天性的时候，反抗和逃亡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是人啊！
李可染这个画家是无愧于我们这个苦难的中国的。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对于眼前的中国画家，在他们身上使用美好的形容词往往太过奢侈，紊乱了欣赏价值。
李可染画作上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他画作的质量，二是他开展新局面的功绩。
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在中国画上大胆施展浓墨，运用光和层次的可能性得到证明，启导和开发了美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两位这样重要的人，另一位就是傅抱石先生。傅先生把抽象和具体二者的关系结合得那么融洽，那么顺手，令我们得窥千年来绘画中所谓“意境”的殿堂。）
可染先生其实是有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天性。作品因之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对着他的作品时，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山亦何尝不如此？
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可染先生夫妇是我们第一个相识的邻居。他的第一个南方写生画展，登在《新观察》杂志上，我荣幸地写出第一篇评介他的艺术创意的文章。不料三十几年回到香港后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他对我的友谊和我对他的尊敬，令我在不方便回去祭奠的情况下，写一些往事作为纪念。
这是他生前几次希望我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