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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王国维曾经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为清朝的复辟做过详细的谋划。此后，他又在其《库书楼记》里明确表达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国维在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和《敬陈管见折》里，又分别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
清朝被推翻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其中的“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张勋复辟事件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参与张勋复辟事件的康有为、沈曾植等“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印荒瞎椋嫠讲恢狄晃那印薄＜热蝗绱耍豕约荷砦顺迹惚厝皇刂艺曛冢绻枰匀弧耙砸凰佬还薄６谕豕陨币郧埃苍恢挂淮蔚亓髀豆把城濉钡哪钔罚纾�1924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说到“事到艰危誓致身”。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间，正是冯玉祥军队逼溥仪搬出故宫，避居“日使馆”，又转天津“张园”之后。而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此前还曾“奉召入宫”，做了溥仪的“五品衔南书房行者”，实即溥仪的“老师”兼“图书馆馆长”，如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王与溥仪的关系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条辫子的举动，更表达了对溥仪的国士知遇之感。由此推论，王国维死于“殉清”，也并非捕风捉影。其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导致最后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更有人进一步考证，认为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未作反抗，“降阶受命”，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另外，顾炎武于明亡后拒绝仕清，也曾经说过“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顾炎武号“亭林”，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对王国维曾“以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也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只欠一死”的思想对他无疑具有启示作用。他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更是出于对清王朝的眷恋，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所以王国维自杀后，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也均持“殉清”一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观点论者。
前期的陈寅恪也同意这种观点。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其中“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则借称王国维。显然，挽联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眼见复辟无望，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就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
然而，也有人反对此种说法。反对此说者认为，若作深层次的剖析，溥仪之重于王国维，在于彼时之“用”也；而王国维之依于溥仪，在于宫中有藏书、读书的环境，当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发的“师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因此，王国维与忠于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有别，郑孝胥等人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选择了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就能促成为溥仪而赴死，似尚不足为信。至于对清朝的看法，王国维曾经在史诗式长诗《颐和园词》中，
对明、清两朝兴亡何其类也，感慨不已，对慈禧太后专政给以无情的嘲讽，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对清室的感情浓度几何，倒像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因此，如果硬要以“殉清”一语，囊括王国维死因的话，过于牵强。
二为“逼债致死”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振玉巨债。罗振玉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和王国维关系破裂，罗振玉令女儿回娘家为夫守节，逼王国维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宣扬，几成定论。
但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所以为大学者，根缘于罗振玉。是罗识其才，全力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国维选择职业。后来罗振玉把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联姻为亲家，更表明二人关系密切。王国维乃重情知义之士，恩尚未报，焉能因为一时区区琐事，自杀泄愤？而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因此有无“逼债”其事，尚系疑点。正像陈寅恪所言：“金钱关系”之议，乃“委琐龌龊”之说。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为王国维脑后留有辫子，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有人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有“效屈原投江”之说，因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时间相近（阴历五月初五与五月初三），而王国维又写过《屈原文学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杀来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东渡日本避难，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但是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杀完全无关，而仅仅因为二人选择自杀的形式和时间相似就推定其自杀原因必然相同，也显得过于简单。
五为“殉学术”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民国初期，战乱四起，权力纷争，持枪的人异常活跃，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学者王国维更是无法应付得了这种场面。当北伐军步步逼近，清华园里传单雪飞，漫画张贴攻击研究院，各路学者各寻后路，也有逃往国外者，只会握笔杆子的王国维，面临枪杆子，说无所畏惧，是不近情理的。据说，他曾经悄然问他的学生——山西籍的卫聚贤：“将何以为之？”卫聚贤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课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当时晋祠正筹办“兴贤大学”，而卫聚贤是筹办者之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去路，但王国维只说了这么一句“山西无书”，就于当晚写好遗书，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这里才有一片净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死前一日，两次提到一个“书”字。其中一次是口说“山西无书”，一次是手写“遗书”：“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生死关头，犹只念一个“书”字，正如他早年说过：“余生平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唯此耳。”他视书如命，在有书中生存，于无书中去世，这便是王国维光辉而惨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会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许各献其才的社会，王国维之奉献，将绝不止此。可是他却生不逢时，于是酿成了大师之死的悲剧。
六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
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此即所谓“文化殉节”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