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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件。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购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
两年后，养老金还不够她买一盒火柴。加拉尔夫人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房价低得可怜，因为在当时，除了她以外，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必须变卖他们的房子。她拿到的又是毫无意义的纸币，而两年后这些纸币又分文不值。一七九七年她即将九十岁时，她已经失去了用自己辛辛苦苦、异乎寻常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住在珊瑚大街的一间摆有家具的斗室里。到了此时，晚了十或二十年，死神才走了过来，慢性肿瘤病扼住加拉尔夫人的喉咙，先是夺去她的食欲，后来夺去她的嗓音，因而当她被送进主官医院的时候，她竟不能说句话表示抗议。在那里，人家把她安排在她丈夫以前在那儿死去的、住满数百垂危病人的大厅里，让她同另外五个完全陌生的老年妇女同睡一张床她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躺着并把她放在那里三个星期，让她在公众面前死去。随后她被人装进一个口袋，袋口缝了起来，清晨四点同其他五十具尸体一道被扔上一辆运尸车。车子一只小铃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响声一到城门外一里地新开辟的克拉马公墓处。人们把尸体扔进万人墓穴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这一年是公元一七九九年。上帝保佑，她在一七四七年回家并告别格雷诺耶这男孩和我们的故事这一天，丝毫也没有预料到她后来这种厄运。她或许已经丧失了对正义的信念，并因此也丧失了她唯一能够理解的生活的意义。
格雷诺耶从他对格里马投去的头一瞥不，是从他吸入格里马气昧的头一次呼吸中即知道，他只要稍有反抗情绪，这个人完全会置他于死地。他的生命的价值只不过等于他所能做的劳动，这条命的存在，取决于格里马对它的利用。因此格雷诺耶凡事顺从，从不做出反抗的尝试。日复一呼，他把自己顽强和执拗的全部能量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仅把它们用于按照扁虱那样的态度来战胜面临的冰冻期：他坚韧不拔地、知足地、不引人注目地在最小的、但又是小心照料的火苗上把握住生命希望之光。他如今是个顺从、无所需求和只有工作愿望的样板听话，任何饭菜都能将就。每逢晚上，他总是勇敢地把店已关进工场一侧的一个棚屋里，棚屋里存放着工具，挂着脑过的生兽皮。在这儿，他睡在跌得发亮的地上。他整天劳动，只要天亮就干活，冬天于八小时，夏天于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他刮去散发出恶臭的兽皮上的肉，把兽皮用水浸透，刮毛，用石灰浆喷洒、腐蚀、揉透、抹上棵料浆，劈木头，剥梨树和紫杉皮，下到呛人的烟雾弥漫的既料坑里，按伙计的吩咐把兽皮和树皮一张张叠起来，撒上压碎的五倍子，用紫杉树枝和泥土把可怕的兽皮和树皮盖上。几年后他再把坑挖开，以便从坑里把已经制成的皮革取出。
如果他不弄兽皮，他就挑水。一连数月，他从河里把水挑上来，每次两桶，一天数百桶，因为这行业需要大量的水用于洗、浸、煮和染。一连几个月天天挑水，所以他的身上没有哪个部位是干的。每天晚上，他的衣服都在滴水，他的皮肤冰冷、松软，泡得肿胀，像泡在水里的皮革。
这种生活与其说是人的生活，不如说是牲畜的生活。一年后他得了炭疽病，制革工人的一种可怕的职业病，它通常是致命的。格里马已经不再指望他，他在寻找替代的人顺便说一句，他并非不感到遗憾，因为比这个格雷诺耶更加知足、工效更高的工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格雷诺耶竟战胜了疾病。这场病只在他两耳后面，脖子上和两边脸颊上留下大块黑痛的疤痕，这些疤痕使他变了形，变得比以前更丑。另外还留给他对炭疽病的抵抗力无法估量的好处！从此他即使手破了、淌血，照样可以刮最腐烂兽皮上的肉，不致有重新传染上疾病的危险。因此他不仅区别于学徒和伙计，而且与今后可能接替自己的人也有区别。由于他如今不像从前那么轻易地为别人所替代，因而他的劳动价值，也就是他的生命价值提高了。突然间，他用不着再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而是可以在棚屋里用木板搭个铺位，上面铺着未草，还有一床自己的被子。他睡觉时别人不再把他关起来。饭菜比以前好了、格里马不再把他当作随便一种动物，而是把他当作有用的家畜。
他十二岁时，格里马在星期天给他半天时间自由支配，十三岁时，每个工作日晚上下班后有一小时可以外出或做他爱做的事。他胜利了，因为他活着，他有了一份自由，这份自由足以使他生存下去。越冬的季节已经过去。格雷诺耶这只扁虱又活动起来。他喷着清晨的空气。他执著地狩猎气味。世界最大的气味狩猎区巴黎城在为他敞开着。
这个气味狩猎区像是在安乐园里。光是布歇里的圣雅克和圣欧斯达希附近的地区就是一个安乐园。在圣德尼大街和圣马丁大街旁边的巷子里，人口稠密，五六层高的楼房鳞次捧出，所以人们望不见天，地面上的空气犹如潮湿水沟里的空气，弥漫着臭味。这里，人和动物的气味、食物、疾病、水、石头、灰、皮革、肥皂、新鲜面包、放在醋里煮过的鸡蛋、面条、摸得光亮的黄铜、鼠尾草、啤酒、眼泪、油脂和干湿稻草等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成千上万种气味形成一种无形的粥，这种粥灌满了各条小巷的沟壑，很少散发到屋顶上，而且在地面上从来不会散失。住在那里的人，从这粥里嗅不出什么特殊气味润为这种粥就是从他们身上产生的，然后又浸透他们，它就是他们呼吸并赖以生存的空气，它像一件穿得很久的暖和的衣服，这件衣服人们嗅不出气味，皮肤也感觉不到。但是这一切，格雷诺耶都嗅到了，就像第一次嗅到一样。他不仅嗅到这混合气味的整体，而且把它分解成最细小和最遥远的部分与分子。他的敏锐的鼻子能够把气味和臭气组成的紊乱线团理成一根根基本气味的细线，这些细线再也无法分割。把这些线拆开，使他感到无比喜悦。
然后他止住脚步，靠在房子的一堵墙上，或是挤进阴暗的角落里，闭着双眼，嘴半张着，鼻孔鼓起，像一条昏暗的、缓缓流动着的大河中的一条凶猛的鱼。倘若终于有一丝微风把一根细线的线头吹给他，那么他会紧紧抓住，一点也不放松．然后就会全神贯注地嗅着这种气味，不停地吸，把它吸进去，任何时候都把它保存在e已肚子里。这可能是一种早已熟悉的气味或是该气味的变种，但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气味，一种与他迄今闻过、更不必说见过的一切东西几乎或者根本没有相似之处的气味：比方说烫过的绸子的气味，百里香茶的气味，一段绕上银丝的云锦的气味，一瓶名贵葡萄酒上软木塞的气味，劝犯梳子的气味。格雷诺耶跟在这些他还不认识的气味后面，以一位钓鱼者的热情和耐性追猎它们，把它们收集起来。
每逢嗅饱了巷子里像粥一样浓的气昧。他就跑到气味较稀薄、较通风的地方，把自己同风混合起来，使自己舒展开来，其情形几乎像香水那样挥发：好比到了阿朗广场，那里白天仍继续活跃着晚上的气味，当然看不见，但是却非常清楚，仿佛在那里还有商贩在忙忙碌碌，仿佛那里还放着白天出卖的一篮篮蔬菜和鸡蛋，一桶桶葡萄酒和醋，一袋袋香料、土豆和面粉，一箱箱钉子和螺钉，一张张摆肉的案子，堆着布料、餐具、鞋底和其他百货的一张张桌子……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直至最细小的情况仍留在空气中。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格雷诺耶是通过嗅来观看这整个市场的。他嗅市场比一些人看市场还要清楚，因为他是在事后观察它，因此也是更高级的观察：他把它看成是精髓，看成是以前的一些事物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受现代习以为常的象征所干扰；他觉得在那里的是嘈杂声、刺耳的声音和有血有肉的人令人作呕地挤在一起。
或者他到母亲被砍头的地方去，到沙滩广场，它像只大舌头伸进河里。这儿停着被拖到岸边或系在木柱上的船只，它们散发出煤炭、谷物、干草和缆绳的气味。
从西部；从河流经过城市而切断的这条唯一的林间通道，吹来了一阵风，它把种种气味从陆地，从纳伊附近的草地，从圣日耳曼和凡尔赛之间的森林，从遥远的城市，例如从鲁昂或卡昂，有时甚至从大海吹了过来。海像一只胀得鼓鼓的帆船散发出气味，帆船里装着水、盐和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