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当了摔跤运动员后，我开始更多地用双臂。在训练前我翻横筋斗，热身时做倒立。我做俯卧撑、引体向上以及举重。一天我意识到我有了肩胛肌以及肱三头肌，在我手臂外侧凸出一块，膨胀起来，在皮肤下硬硬的。血液流动，现出蓝色的血管，从上到下顺着胳膊肘的弯延伸。蔚蓝色的血管将令人心醉神迷的氧泵入四肢。动脉静脉血管突出在我的双臂上，如同蓝白相间的树根突出在深色泥土里。
在赛季期间某个时候我去见了教员。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来月经了。他让我做了一个身体脂肪测试，把塑料镊子刺进我的肚皮、腿和手臂背。他跟我说多数女运动员的身体脂肪为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二之间，但我的体内脂肪只有百分之十四，低于多数妇女能够产生月经的百分点。他还说，要是一名妇女的体内脂肪低，她就会长出更多体毛。我仍然羡慕我的男队友，他们中有几个只有百分之三到七的身体脂肪，在男生中也还是低的。
因为教员说的话，我每天都在想像自己身上每天都会比前一天有更多的体毛从毛孔里长出来。在我的双臂上我可以阅读我的身体文章。
我听见脑海里响起教练的声音。一天训练时他告诉我们要做男子汉；有点勇气；这需要勇气。我笑了。这是个玩笑，肯定？那只不过是说话的方式。我并不真的得要有勇气，是吗？看着手臂，新的体毛在那里生长，我并不那么肯定。
直到现在我一直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或者以为是这样。不吃东西，即便托盘里的一点点食物看起来都可以吃；不跑到六英里不停止跑步。
如今我拥有了一名青春期男生那绷紧的三层肌肉的腹部。从侧面看它起皱并下陷、收紧。我已经消除了我作为女性的身体，那些柔软冗余的部分，那些过度的皱折，那些肉垫。我先前女孩子身体的影子已经消失了——它溶解了，消失了，沉坐在我腹部光滑的肌肉线条里，代替食物给予我安慰。我柔弱而笨拙多余的欲望沉到了内心，我女性的欲望尚未出世。
可是欲望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露到表面，我可以在双臂上看得到它。渐渐地，体毛每个星期都在手臂上长得越来越多。这是什么花招？体育在男性化我吗？
在一次锦标赛前的晚上，我得减轻六磅体重，否则我无法参加112磅级别的比赛。“别担心。六磅，没问题。”189磅级别的一名队友对我说。我想到的是，对一个112磅重的人来说，要减掉六磅比一个体重189磅的人要难得多。
下午6：00训练结束后，我没有吃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晚饭。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待到差不多晚上9：00，在室内田径场跑了186圈，将近十一英里。我身上穿两件T恤衫，三件汗衫——其中两件是带连衣帽的——戴了一顶很重的编织帽。好几层紧身衣服、绑腿和汗裤用来确保我会出汗，一滴一滴地，几盎司到几磅地，咸咸的汗水从我过热的毛孔里流出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跑步者和健身狂们看着我的行头，好像我有点疯了。我只看着钟和木跑道以及接近的喷水池。我嚼益达无糖口香糖，一块接一块。口香糖吃起来跟牙膏毫无二致，而且，由于我已经脱水，口香糖在我口里感觉像是薄荷味的灰尘。我在舌头下保留一点点口香糖味的口水，每跑完第二圈吐到喷水池里。我准确地数着我跑了多少圈，按照我到达喷水池的次数来计算。偶尔我会用水池里冰冷、美味而折磨人的水漱口，但当心着不要咽下任何一滴。
这完全是个游戏，一个在一夜之间“减掉”体重中六磅水分的自欺欺人的方法。我最后感到虚弱、晕眩、寒冷、站立不稳。我跑完了无数圈，我身上一层层衣服沉重无比，被那弥足珍贵的几磅体重浸湿透了。我走进一月的空气中，气温只有华氏十五度，汗水变得冰冷。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设法穿过一堆堆的冰走到地铁站，身上包着又冷又湿的衣服。我终于踉踉跄跄地走进起居室，只有力气换上三层新的衣服，然后不省人事地崩溃在许多层毛毯下面，湮没在一个黏乎乎的炽热的黑夜里。我从未感到被如此耗尽，如此噩梦般的不真实。
我把自己逼得太过头了。不过第二天早晨，我在7：00跑完一英里半，然后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在车上的绿色塑料座位上拼命地做仰卧起坐后，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当穿着紧贴在我结实而又瘦削的身体上闪闪发亮蓝白相间的摔跤服踏上体重秤的时候，那样做还是值得的。体重秤的指针奇迹般地停在了111磅。
我可以喝水，它的味道从没有这么好过。我现在可以吃东西了：酸奶，甜甜的奶香润过我干渴的喉咙；还可以吃几颗葡萄。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参加洛威尔假日摔跤锦标赛的女性。在那座巨大的有六块垫子的视听会堂，有六十多个队参赛。而我是惟一一个身穿代表队制服的女运动员。
在开始摔跤前，我肚子一饿或者一想吃东西我就吃。我对自己的体型自我感觉良好。我差不多总是很活跃，跑长跑和骑自行车上学下学。我也偶尔有个“发胖”的时候，那时我的体型很不妙，可我对自己身体所作的决定，对给它放进去什么或者从它要出来什么，相当有信心。
然而，这种信心在我成为一名摔跤运动员期间和之后被扭转掉了。
这种扭曲始于几个月后我吃的第一块M&M巧克力豆——那是巨大的巧克力和糖的爆炸。它是我在几个月的节食期间一直梦想和盼望的一切。妈妈以前常对我说，对每一个作用力总是存在一个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这是牛顿的物理学第三定律。我已经摈弃食物把自己饿了这么久，一旦我被允许吃，我就想放开肚子。M&M获得了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不许吃，吃不到，所以我对它觊觎已久。在我可以吃了以后，我就刹不住了。第二块M&M是次小的巧克力爆炸，不像第一块那样富有戏剧性。此后我吃的每一块M&M只有巧克力的一半寿命：它只有前面吃的一半那么让人满足。不久我便在狼吞虎咽那些糖球，就跟我在开始参加摔跤之前差不多。可是我以前会吃完一把就停下，而现在一把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强迫性地吃了一把又一把，试图要把那几个被剥夺了吃它们的权利的几个月补回来。我觉得有罪恶感。我并没有意识到，无论我吃多少，我都永远不会补回不可吃的那几个月。这只会让我感到塞饱并有内疚。我的身体像气球般膨胀起来，或者对我来说看起来如此。我对自己身体真正的界线或限度没有清晰的概念。食物不再仅仅是营养；它是情感。食物成了填补我内心匮乏的一种办法。我试着通过吃来从感情上填补自己，但我永远不会成功。
过了好几年我才重新平衡起来，不过最终我是以一个更健康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自从高中摔跤以来，我从没有节食。我必须了解我可以吃并享受食物，必须明白吃我想吃的不会让我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只有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停下来，吃了一把就满足，尽情享受每一口巧克力而不会继续被内疚感驱使。
我也学会了欣赏自己身体的男性化的一面和女性化的一面。我意识到我能够喜爱我身体的柔软的部位。我爱抚浑圆的大腿，对它们诉说爱的话语，欢迎脂肪回到我身上，进入我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带着厌恶触摸和看待我的大腿，痛苦地把它们从我这里切断。我懂得了在我锻炼并吃得好的时候，我感觉强壮而健康，这个健康要比我身体的具体尺寸重要得多。
第二部分 从流浪儿到哈佛学子
我姨夫罗恩在高中当了很多年咨询顾问。我是去咨询他的年纪最小的人。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六岁时曾去问他：“罗恩姨夫，哪所大学最好？”
“哈佛大学。”他说。
“怎么样才可以上哈佛？”
“你得做些不一般的事情，”他说道，“别人没做过的，像爬山之类。”我对此想了又想，但就我六年的人生来说，实在想不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来。我觉得自己是不会去做像爬山那样怪的事情的。
我再没有想过要上哈佛大学，直到高三，在入学申请截止前八天。
我不打算上离我在昆西的家不远的大学。我已经厌倦了新英格兰的冬天，我把上大学看作一个机会，去见识一下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我翻阅着大学介绍小册子上那些明艳的照片，对那些阳光明媚的新校园、清新的春天、那些熠熠生辉不知名称的远方城市的天际轮廓着了迷。尽管会想念妈妈，可我想去某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像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犹他州的盐湖城，或者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等。我不想上哈佛，它就位于波士顿地铁红线的另一头。
我申请了位于纽约的新社会学研究学院，还有布朗大学。这两所大学都以特别自由主义闻名。就是这些大学似乎也太近。我申请了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点我很陌生。
12月下旬，我所有的大学申请表都已经寄走了。我去参加哈佛延伸学校课程（心理动力学和宗教两门课）举行的期末晚餐会。晚餐会在我老师剑桥的家里举行。
我准备了两道菜带去。一道是用酸奶、格兰诺拉麦片和苹果块做的丹麦风味菜，另一道是用茄子做的叫做炖菜的东西。我穿上最喜欢的圣诞节外衣，那是件红绿镶嵌的格子花呢裙子，我妈妈从庭院销售买来，然后给我改成迷你裙大小。我配上黑色长筒袜，脚蹬野战靴，头发染成绿色。我来到奥斯丁教授家的房前，被房子的大小和雅致所倾倒。一排木格子架包围着整幢房子，比我个头还高，架子上爬满了常春藤。我穿着法兰绒迷你裙，感到渺小而普通，仿佛是个五岁小孩子，一个脸蛋带着苹果般的红晕第一天上学见到老师的幼儿园孩子。我按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