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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恕�
我被男生紧紧抓住压下，他的肩膀压着我的一侧。他的臀部飞起，我重重地摔向垫子。
我开始练摔跤时，我性格中的软弱是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但我的软弱早被我教练的话压碎掉了。“进攻！再来一次，萝拉莉，把他压倒。”软弱被完全从我身上踩掉了，就如同我肋骨之间的柔软肌肉，被我扭曲过，我一做仰卧起坐就痛，还有我脉间的肌肉——它们在我的肋骨之上——像许多根火柴一样躲藏着，等待着点燃疼痛。我软弱的一面被皮肤的接触压垮了。
在我摇摆不定的荣耀中我内心动摇了，被摔到垫子上，不清楚他是用什么撞击我的。我被抛出了界外。“不得分。”裁判说道，吹响了哨子。“回到中央。”我爬起身，跑到了垫子中间。对手雕塑般的肌肉表面是一层亮光光的汗水，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他正试着要展示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过表面是不重要的，而是行动，内心充满着的欲望。
“出击——萝拉莉！你攻击他双腿越多，他就越少能攻击你。”教练从垫子一角喊着。我要来个双腿倒地。我扭转我脖子的肌肉，把手臂向内向上扣住他腿后，我站起来，往前猛推，用我双腿的力量抬起身体。我脖子的肌肉弯曲着，向内突进他不着力的一侧。我用力将他撂倒——他倒下了。
裁判喊道：“倒地，两分。”他跪在垫子上，我把男生往下压着。“一，二，三——三分，接近落下。”我没能把他压死，我们站起来又比过。
我的眼睛被他多毛的腋窝和坚硬的肱三头肌弄得看不见了，他“交叉面对”着我。即便如此，我滑进盲眼来了个下勾，扭住他，在这场跟另一个男生的非性交往中用我的另一只手把他额头往后推。我要赢了，从脚踝到脚趾都在摆动，我的双臂被他的汗水弄得又湿又滑。
我出场比赛时，我的队友们离开长凳，忘了为他们自己的比赛做热身，围在蓝色垫子周围。这是第一次我处于可能赢一个男生的比赛的位置。他们立刻都高声叫喊起来，激动地跳跃着。“加油，萝拉莉！得双分！得双分！把他翻过来！用右脚！”弗罗利赫用双手做着很大的手势，模仿着我要做的动作。伍德伯里用拳头砸着垫子。教练抓过约翰尼·理查兹，把他摔起来，示范给我看移动和钉死对手的组合动作。“把右腿压在他上面，猛推！”我朝上看，浑身是汗，散开的头发从马尾辫里松出来，从头顶和头带边上窜出来，如同瀑布一般。“用右腿！”教练又喊道，裁判吹响了哨子，第一局结束。
我选择了下位，松脱开。男生和我又围着对方转圈。我的队友们开始进到了那个大大的白色圆圈里，那是表示出界的边线。裁判转身对他们说：“往后退，离开垫子边上！”他们退后了一会儿，但很快又一次围住了垫子，继续像一群暴徒一样地吼叫着。我压住对手汗津津的脖子。我的双手要做几个闭锁动作。我猛地把他脖子往下压，旋转，我内心的暴动爆发出来。他挣脱，要给我一个单腿绊倒。我一只脚跳起，一只撑住，他把我的一只脚围抱在腋窝内。我踢、刺，挣脱开他，然后旋转身面对他。
第三局他选择下位，希望挣脱开得分，可是我又一次控制住了他的手腕，把全身压在他身上，设法施展出钉死组合动作。他又一次站了起来，可我用双臂扣住他的左手腕和前臂（这叫二上一），把他拉过臀部，将他摔到垫子上，保持控制。
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我松开对手，站了起来。他站了起来，裁判走到垫子中央我们旁边。我和男生又握了握手。裁判各抓住我们的一只手，把我的手高高举起，示意我获胜。然后又把我们转向体育馆的另一面，把我的手再举起来。我惊讶不已，我真的赢了。
裁判松开了我的手，我立刻被队友们包围住了，他们拍我的背，跟我击掌，拥抱。“好样的，萝拉莉！”这样几分钟后，他们散开了，开始为马上就要开始的代表队比赛做热身。我来回走了一会儿，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来到体育馆的一个角落，一屁股坐下来，靠着女子更衣室附近的墙上。我仍然在抖个不停。我全身上下颤抖着。
我在昆西高中最后一个摔跤赛季即将结束的一堂下午的训练课上，阳光映照着满是灰尘的垫子以及温暖充满汗水味的空气里的每一片细绒毛和死皮。摔跤队员们的咳嗽声回响着，我们在等队长阿什利·戴维斯发出“开始训练”的吼声，这样我们可以开始做两百个孔武有力的跳跃动作。在那样一个肃静的时刻，整个世界似乎就只是一个冬季午后昏暗的阳光，垫子上那辛辣而又十分熟悉的味道，混合着男性身体的汗水味，还有运动。我思忖着我为何这么喜欢摔跤，它又教会了我什么。这些训练是一天里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不再分开并且两部分向着同一目的的时光。我喜欢摔跤的一个理由是，摔跤非常人性，非常身体，非常精神化，非常有感情。如果它仅仅是按照女性理论开设的学术训练的话，我就不会坚持不懈地进行摔跤了。我喜爱摔跤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动作感觉真实，我被队友们真挚的友情和爱包围着、滋养着。
在摔跤赛季里，我们吃饭、呼吸、思考、睡觉都想着摔跤。甚至我每天夜里做梦都梦见一张红垫子的图像以及在它上面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梦里的垫子上，看不见脸的摔跤选手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练着那些动作。早晨醒来，我的身体和大脑会因为疲劳而酸痛，就好像我根本没睡觉。
这种困扰在赛季中间某天的比赛上得到了证明。我跟其他资浅比赛选手一起坐在露天看台上。我们专心致志地看一对瘦瘦的摔跤选手比赛。他们的皮肤紧绷着，他们身上每块肌腱、每块结实的肌肉组织的收缩、外展、内收等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身体如同在运转着的精密而美丽的机器。
观众们叫喊着指令、恳求、赞扬：“把那一半沉下去。”“头顶起来。”“就那样，约翰。”嘈杂的声音乱哄哄的，就像汽车发动机的电线。一个人的指令跟另一个人的警告变得难以区分。吼叫声稀疏起来（在两场比赛间隙），我听见马克·弗罗里赫的声音在说：“……四克脂肪！”我转过身去，看见他在念着一只空酸奶盒上的说明。我的队友们围着酸奶，他们的眼睛张开着，对这种规定食品中含有这么多的脂肪量吃惊不小。我们对自己对待食品那种训练有素的反应、对我们作出的那么一致的反应突然大笑起来。
当摔跤手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对食物和体重以及禁食和狂欢（文图瑞利教练会说“发疯了”）的选择。吃是神经有问题。禁绝食物是美德。我们比一群患厌食症的少女对吃多少、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更仔细、更过分注意、更关心。每次摔跤比赛前我们排着队等候体重秤的裁决，我们的体重比面包师傅称面粉做饼干称量得更精确。
在我参加的第二个摔跤赛季——我高三那年——要是我的体重能够达标的话，教练有时把我放到代表队队员之列。我的体重在112磅的级别里，主要因为我们满119磅的队员足够了。在赛季开始时，我体重约125磅。对我这样身架的人这是个健康的体重。不过我想等我的肌肉紧紧地和皮肤包在一起时（他们的定义是由于脂肪“过剩”而没有减少），我挨的饿和消耗是值得去换我马上就要拥有的力量的。
每天早晨我喝一杯脱脂牛奶。午饭我吃学校餐厅的色拉。跟色拉搭配在一起的肉卷和奶酪我要么是扔掉要么是给别人吃。我只吃生菜和番茄丁，以及为了吸收蛋白质而吃农家鲜干酪。这顿饭可以给我每天下午三小时摔跤训练、不停地出汗以及心血管紧张所需的能量。晚饭我一般吃得比较少，喝些汤或者单单吃一只香蕉和一只苹果。我不清楚我是怎么样靠这点东西过上一天而没有昏倒的。我每天训练后晚上还要在黑暗寒冷的空气里跑两英里。我在控制体重的目标上所付出的毅力跟我做任何喜欢要完成的任务付出的辛勤是一样多的。
一次比赛后，我吃了半个小小的花生酱香蕉三明治，觉得像犯了罪似的，因为我吃了这么多。这么多真正的食物，整整半个三明治。我的胃由于那种内疚以及不要“增加体重”的担心而觉得沉沉的。
在比赛前，我有时得穿着内衣裤在过道里称体重。我身上的赘肉没有了，代之以强壮有力的感觉。我的身体变得纤细、瘦削而有力量。何为健康，何为挨饿？约翰尼是摔跤队里惟一一个体重不够的，只有90磅。他必须要达到97磅才能参加最轻量级别比赛。为了达到体重要求他穿铅做的内衣内裤。这当然是开玩笑。比赛前，他要吃一整条面包，喝一加仑水，不能大小便，这样才可以体重够格。他是我们的反衬，跟我们的重量级队友马克和迈克一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东西。
开始摔跤前，我移动时并不使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这让我烦扰。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占用了错误的空间——它在朝所有的方向泼洒能量。
我记得曾经站在一名队友身后。他当时把手腕放在饮水池上身体斜靠着。他的前臂内侧像薯片一样起皱，血管里满是流动的液体，跟水上公园里的滑滑梯一样，如同一幅在白云般皮肤上的蓝色河流和支流的立体地图。他身体朝前倾，那些血管似乎支撑着他身体的重量。我很想有他那样的血管。
开始摔跤前，我的手臂是毫无用场的肉块。它们从来就不是我的一部分。它们奇怪地悬在我身体两侧，软弱松弛。它们是什么，它们是谁的？我没法穿无袖衬衫，因为我的双臂对我是那么陌生。
当了摔跤运动员后，我开始更多地用双臂。在训练前我翻横筋斗，热身时做倒立。我做俯卧撑、引体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