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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我推着车回到T形车站时想到的。我想着要是任何人——尤其是大多数哈佛学生——知道我生活中的这部分，他们很可能是不会理解的，不会理解有一辆推车在等着你的必要性。
还有无数其他的复杂因素和问题可以让你不去考虑生活中那些更学术性更深奥的事情，把你带回到那些夹杂着推车轮子撞击人行道的声响的笑声中去。
此处我应该写有关毕业典礼的情况，可我沉浸在对那些笑声和购物推车轮子的回忆中，沉浸在当时让我不去思考将来的嘈杂声中。我将不再是一名哈佛学子，而成为其他某个什么人，一个可能会具有讽刺意味的并羞答答地把自己看成哈佛女校友的人。
毕业典礼那个日子很精彩，我未曾期望那天会是那个样子。从闹钟把我唤醒到看见黑色的毕业帽和毕业袍依然在塑料袋里，我知道这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对我来讲，毕业典礼日有一种高度写实、超现实的兴高采烈和快乐的意义。我同屋三年的阿莲娜和我在队伍里一直呆在一起，按照传统毕业生的游行队伍穿过哈佛广场上那洒满阳光的街道。我们跟在一群身穿黑色毕业袍的毕业生后穿过了马萨诸塞大道，有风吹过来时按住我们的帽子。跟我最有关系的是这是最后一天——真的最后一天——我作为阿莲娜的同屋和朋友跟她一起度过，在我们进入到大千世界前的最后一天——我仍然在波士顿，而她则要去洛杉矶。
我们跟着同班同学走在哈佛园里，从靠近纪念教堂的一扇后门走进去。我们拥挤进教堂，坐满了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和地面，教堂里挤进去了一千六百人。我跪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帽子和一份教堂仪式程序单，还有吃早饭时拿来的一块松饼，以防在听那些冗长的讲演时肚子饿。
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因为外出参加摔跤比赛期间的行为而臭名远扬（有一次我们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里保出来，因为他在橙霸杯赛中跑到了场地中央去），因此当我环视教堂，看到了所有他的同屋，但就是没他的影子，我就知道要出点什么花样了。我问他们，他在哪儿？他们告诉我他们出来时他仍躺在床上，说别担心，他晚点会跟他们在教堂碰头的。这就是德尔宾的风格，在毕业典礼这天惬意地睡个懒觉，等他感到该去教堂时才闲逛到哈佛园。我笑了笑。我会想念他的。
我们全体在接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宗教形式的祝福后，考虑到我们所受的大部分教育是那么长久，我们从教堂里散出来，把我们自己像从罐头里倒出来那样散到哈佛园明媚的晨光里。我们中没有人习惯这么早起床。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都要熬夜到每天早晨五点，聊天、学习、喝咖啡，然后睡到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如同一颗陌生的行星发出的奇异光芒照在我们身上。
接下来一小时，阿莲娜和我以及其他的毕业生都在哈佛园里闲逛，按照我们本科生住的宿舍楼分组。我朝用红色大写字母写着“亚当斯”几个字的大白标牌走去。在过去几年里，我曾经是那些在毕业典礼日早晨五点起来把这些牌子插在地上的工作人员之一。我曾经参加过三次开学典礼，摆好或搬走那些椅子和标牌，在那些长达好几小时的宏大的讲演过程中打瞌睡。不过这次是我第一回担任毕业生这个主角。
一名从一家全国性杂志来的摄影记者拿着一架很大的照相机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而我试着不去过于注意他。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你妈妈在这里吗？你见到她了吗？”“不，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告诉他。哈佛园里有一万五千人。任何人的妈妈都很难找到。他不停地问我是否因为见不到妈妈感到伤心或者失望。他似乎在暗示我妈妈是那种可能会抛弃我的人。这跟我高中毕业典礼的情景很相似，当时摄影师们在瓢泼大雨中撑着蓝白相间的大伞跟着我走东走西。
住卡伯特楼的学生（我大一的同屋玛吉住那儿）聚集在住亚当斯楼的学生旁边。我走过去，跟玛吉和詹妮以及阿莲娜紧紧拥抱。
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之后，一支由校友和教授们组成的队伍沿着水泥路走了过来。我们这些毕业生只得分开来给他们让路，在两边排成了队。那些毕业六十年的老人拄着拐杖戴着草帽，长着浓眉，看上去很可爱。阿莲娜的男朋友JP用胳膊肘顶了顶盖伊：“六十年后那就是我们，噢耶！”
“我等不及了，”盖伊回答道，憧憬地傻笑着搓着双手，“我想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
那些老人们微微带着笑容走着，像知道已经赢了比赛的乌龟那么慢。后面是教授们，他们的袍子上有不同的颜色和条纹。我们思忖着每种颜色和每种条纹意味着什么。看着我们普通的黑色毕业袍，我们认识到自己在今天所要获得的学位仅仅是个开始，在毕业生的世界里我们是婴儿。
从8：00到正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被人指引着朝“剧院”走去。三百周年纪念剧院位于纪念教堂和韦德纳图书馆之间的那个空间。树下摆放着一万五千把折叠椅，纪念教堂的门廊成了一个台，装点着话筒、大音箱和一圈长凳。到这个时候，我们中有的开始内急起来，非常需要去上厕所，因为那天早上喝了太多的咖啡、香槟和橙汁。我的朋友杰森和盖伊尤其急得要去，因为他们随身还带了香槟。所有的本科生都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我们决定要离开片刻。杰森、诺亚、盖伊和我蹒跚着从一排排毕业生中穿过，在剧院前靠近主席台的地方跑过去。回头看着那一大片的人，我知道妈妈和爸爸以及麦克先生和黛安娜都在那里边，尽管从那无数的脸里我看不到他们。我看到了朋友阿什利的妈妈，她手里拿着摄像机，但是其他人我就都不认识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她看见我们站起来，从前面走过去，可她不知道那是我们。“那是你？”她笑着说道，“我在找你，可找不到。”
我们拼命地跑到哈佛园的右侧，跑到塞弗厅的地下室，洗手间就在那儿。那样跑着可真有意思，在一本正经的仪式中的非正式活动，让那天看上去更充满节日气氛。看到盖伊、诺亚跟杰森穿着毕业袍，因为喝多了酒或者开心两个原因而自己绊倒，在人的海洋里落在了我后面，那场面真是滑稽。一个熟识的空间被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使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聚会。在排队等着上洗手间时，一名妇女问我：“那些本科生已经坐好了吗？”
“是的，”我说，“不过我们得出来一下。”
很快我们就安全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毕业典礼已经开始，有人在用拉丁语作惯常的讲演，那音调非常滑稽，用词夸夸其谈。我肯定麦克先生从这演讲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眼镜后面的脸神采焕发起来。那副眼镜使得他的两眼看起来更大，更和善，更热切。他热爱拉丁语，会把任何单词或词组的词序颠倒过来并给每个单词词尾加上…us把它们拉丁语化。“Bookus gettus（拿书过来）”是他最喜欢的词组，对他来说每样东西都是“frasmus theatre（戏剧道具）”。“Cakus facus”是用来表示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蛋糕涂到你脸上的一个用语。
所有的讲演都是关于哈佛是如何伟大，我们成为哈佛校友是如何如何的幸运。其中有一个讲话本可以标题为“在哈佛四年里我是如何习惯跟黑人在一起的”。我的室友和我都不知道有怎样的感觉或者如何去对此作出反应，因此我们主要是笑着，没有站起身或鼓掌。这里没有什么新内容。
比之那些讲演，坐在我周围的人我记得更清楚。那些我已经那么了解那么熟悉的脸孔，那些我已经喜欢上的同学。那些此刻我对他们有了不同看法的人们，我知道以后不会经常再见到他们了。
几个月前，我曾陷入慌乱中，不敢确定自己离开哈佛后会干什么。我的许多同学都投身于“招聘应聘”——跟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签约。那是一张很容易在短期内挣大钱的门票，虽然很多人要每周工作八十小时。我对这样的安排没有兴趣，无法设想“为了钱”去做任何什么事情。其他人则去申请读法学或医学研究生院。对他们，这是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可是我从来就未曾离开过学校。我要一个放松的机会。我只想要自由。我真正想做的是写一本书。我的论文导师曾经把我介绍给一些文学经纪人，不过写书还不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不管怎样，我感到充满信心，因为现在我有了大学教育的背景，不会回到妈妈和我以前曾经过的那种境地里。我可以自立了。哈佛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宇宙，打开了财富的世界，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充满激情、坚强、智慧的人。有些会沿着传统的职业道路走下去——当医生、律师和教授——但是我也认识其他一些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在非传统职业领域里的思想和行动去改变世界。
后来，阿莲娜、我和我们那群同学往亚当斯楼走回去，爬过那些已经放得乱七八糟的折叠木椅，试图从正在慢慢朝不同方向散去的人群中穿过。我回忆起在大学前几年，我是多么恨开学典礼后清理场地，把垃圾装进垃圾袋里，同时为在那短短几小时内椅子之间的草地小路被踩踏成了泥土路而叹息。可是今天我不会留在哈佛园清理毕业典礼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