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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下去，流到地上，如湍急的溪流一样滚动着离你而去，在肮脏的砖块上积聚成污水。所有你最好的主意，还没有固定好，就漂浮而去，加入到从别人的热咖啡中形成的溪流中去了。你是谁是坚固的，你试着把它挂在空中。你可以看到自己在面前坠落下来。你无家可归。你是家，又不是。
可是在高中时我就那样坐着，被我的财产包围着（肮脏的绿色垃圾袋，里面的东西倒空了，倒在房间中央）。如今我有了齐整的意识——白杯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挂着——小时候对那我曾经经常想像着。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一直到空气粒子——都属于我。我可以关上门，安全地拥有全部，或者打开门，让人们进来体会它——那种我的感觉——或者把它留下来，全部地，整齐地，以后再回来，发现它仍在那里。
我准备好了要把房间理得很有条理。第一步，我拿出自己的工具箱。里面装着胶水、胶带、几十片双面粘纸、鱼线等，都是用来创造的工具。
蜡纸贴纸——还有什么可比这些小小的五彩缤纷的蜡纸贴纸更完美的呢？花一块钱我可以从任何商店买到。人人都可以去拥有。艺术家们很尊重、崇敬这种独特的媒介，用它进行展示。孩子们从他们第一次开心地乱画乱写就知道如何“排在队列里”可选择不那样做，用一种复杂的视觉语言在贴纸上画他们自己的画。油画笔、炭棒、除水彩外的多数画家的工具都很贵，只有一些有特权的成人画家才用得起。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但蜡纸贴纸是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的自动艺术。它们装在一只多彩的盒子里，你可以把它们带到任何地方。蜡笔令我——而且现在仍然让我——因为这些原因而感到开心。一个房间，如果里面没有一盒蜡笔，就不是我自己的。
把我的房间整理好的下一步是要“拆”那一堆东西，安排它，创造形式，通过组织和装饰房间把我自己释放进去。我从把书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然后又按书名、再按学科、颜色、开本、年龄层然后按最喜欢到最不喜欢等的排列中得到了好几个小时的快乐。最后，我会把书整齐地放在庭院售卖得来的红色小书架上。我给自己图书馆的每部分贴上标签，把小的指示牌贴到红色木头架子上。那些书很漂亮。
时不时的，我高中时的同屋马里恩会说：我们要刷墙壁了，你想要什么颜色？我会说，除了像薄荷牙膏那样的绿，什么都可以。可是我们从未去刷过墙。不过那没关系，因为我把墙壁都覆盖住了。我用蜡笔在白纸上写上圣经中的语录，梭罗等的话，用很大的字体写，然后把它们贴在墙上。冬天的阳光很短暂，但很明亮。没有树叶把太阳挡住。一旦我清理好了自己的房间，我喜欢躺在床上，看着纸窗帘的图案，以及那个很大的十字形影子，影子交叉在墙壁上黄色的太阳光照出来的正方形上。那十字是妈妈为了预防龙卷风而粘在窗户上的化装胶带。
上大学期间的一个夏天，在另一个房间，我把圣诞节小灯串成大圈，把扭曲的绿色电线从天花板上交叉的金属梁上穿过来穿过去。那是个地下室房间，我觉得那些灯可能会让房间看上去更有生机。那些灯弯曲着，像冻住在空气中的萤火虫一样。在我睡眼惺忪之际，那些萤火虫活跃起来，用柔和流畅的舞动围着我的床飞扑过来。我是只蜘蛛，被我的网抓住的不仅仅是萤火虫，那电线上还有一只玩具娃娃的木脑袋。
玩具娃娃的身体已经没有了。玩具娃娃的身体是用《电视指南》杂志做成的树。我的八岁朋友凯特琳几个月里做了几十个这样的娃娃（大学放假时我住在她家里，那时妈妈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她把平常的《电视指南》折叠成圆形的随意站立的形状，像树或者铃铛一样的袍子。很快，我看到的每一处——茶几上、壁炉架上、厨房灶台上等——上面都出现了一棵棵《电视指南》杂志折叠成的树。我十九岁生日快到了，对收到的礼物我丝毫不感到惊奇。可是现在，玩具娃娃的杂志折成的身体没有了。只剩下她的木脑袋，那精细的螺旋形穿在我的电线上。
那张小灯组成的网上还挂着一支发光钢笔。那是我朋友布莱恩送给我，让我挂在脖子上的，因为我老是把自己的钢笔弄丢。小灯网上还有其他东西：爱米莉送的喷水枪、阿莲娜画的一幅画以及在一次摔跤锦标赛上得的一块奖牌。
就在我桌子上方的天花板上也挂着一只黑蜘蛛，那是用鸡蛋箱做的身体，管道清洁器做的腿。那是凯特琳的妹妹金博送给我的礼物。她做这个东西时五岁。
噢 蜘蛛
你如丝般地
悬挂在
我的空间里
那蜘蛛绿色的小金属片眼睛问我：你是谁？你为何那么迫切地感到要住到仔细构筑的你自己的视觉展示中去？
我回答：我无法住在一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在成长过程中，我曾经沉浸在收容所和不同公寓房墙壁的白色里，也在里面被淹没过。现在我在一间房间里，我要把它装扮成一件艺术品。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躁动不安的欲望，要把自己住的每一个处所变成我自己的天地。
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断地向新的空间伸出触角。我那海绵一般的触角在不同环境、人、地方和经历的海洋中吮吸，使自己饱满。此刻我的触角伸进了这个房间，准备吸进更多的东西，但没有找到海洋。我只找到四堵干巴巴的墙壁。我朝内心深处去找——忙乱而又仔细警惕地把触角伸到内心，仔细地把那些装饰品放到心灵的墙壁上。我装饰，美化，创造，安排。我的感知从一堵墙反弹到另一堵墙。我可以开始把自己绞干而不失去内心的海洋，把自己变成无法丈量的山水风景。我不会把自己绞干成一条干涸的河床，一条变成一股湍流冲刷过去、超越我自己的河床。我可以开始说话，仔细地斟酌言辞。我知道自己拥有这个密封隔水、密封言辞形象的箱子，在箱子里可以安排自我。
一个封闭空间的感觉——一只有盖子的箱子——是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到满足的。伸出手去触摸一堵墙壁可以打开内心的各种可能。
在大学同一个地下室房间里，在春假回家期间，我开始了另一个计划。我用安全别针在胖乎乎的蜡笔上戳一个个洞，用鱼线把它们串起来，然后在天花板的梁柱上打结系住。我喜欢把东西绑起来挂在房间的天花板上这个具体的行为。我抽紧电线，猛地拉一下结让它系结实，这个时候，我会想像，从现在起的几年里，要是任何人到这里来发掘我，把我从这个房间里弄走，他们会有很多麻烦的。为了试图移走我的蜘蛛博物馆，他们会发现我的蜘蛛网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扫下来的。我在这房间里加上了另一串自己。我系得越多，要把我移走就越困难。
在把蜡笔串成一个彩虹的样子系上去后，我仰天躺下。那些小灯和那些东西以及它们唤起的回忆令我昏昏欲睡。我已经用黑色皱纹纸把整个的石灰绿色的1970年代假木镶板盖住了，并将剪出的红色的心形和钻石形金属纸贴在黑纸上。
在这个我编织的地下室箱子里，那些用皱纹纸做墙纸的墙壁纺成了丰富的黑色回忆。我居住在那空旷的空间里。我跳进了自己害怕的虚空里，成为了真实。我纺进了自己第一个封闭空间的黑暗中，那是妈妈的子宫。
在那里我被自相矛盾营养着。妈妈吸了根雪茄。随着那烟弯弯曲曲地进入妈妈体内，向我飘来，我品尝着那又臭又甜的味道。她给我读书，跟我说话，我听得见她的声音。捏紧的拳头朝外伸去，碰上了柔软的子宫壁。家，封闭、安全、可以抵达的尽头。
我们高三英语老师教我们“A—非A两难写作法”。不论人们命名的什么、说的什么、展示的什么，都会引发其幻影般的对立面。要是我写有关美好的文章，意味着我没写到的是罪恶。我描写丑陋，同时也确立了美丽必须遵循的标准。没有家的经历的A创设出了一个更清晰的概念，一个跟它一起相对的困扰，引发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家？我怎样到家里去？我是否早就有家了？我为何在这里不能回到家？
小时候，我着迷于画房子，有时候我会画有圆形门的家——每扇门的正中央都有一个把手，这是受J·R·图尔金的小说《穴居矮人》中的洞穴门的启发想出来的。矮人洞穴是在山边挖出来的家。
我记得《穴居矮人》的第一页上的内容，我并非有意去背出来的。那一页我读了几十遍。我总是试图给任何愿意听的人大声读那本书——给我妈妈，给我的朋友们。
地上的一个洞里居住着一名穴居矮人。那不是一个令人恶心、肮脏、湿漉漉的洞，并不是到处是蚯蚓的一段段身体，也没有散发出软泥的味道；也不是一个干燥、光秃秃的沙洞，里面什么可以坐的吃的都没有；那是一个穴居矮人的洞穴，那意味着很舒适。
那洞有一扇滚圆的门，像一个舷窗，涂着绿色的油漆，在正中央有一个闪闪发亮的黄色铜把手。门推进去是一个管子似的厅，就像隧道一样：一个非常舒适的隧道，没有烟雾，墙壁上镶嵌着木板，地面铺着地砖和地毯，厅里还有擦得发亮的椅子。
《穴居矮人》里的这些段落为什么一直印在我脑海里？因为它们是开头几段吗？或者因为它们让我感到很亲切，仿佛我想要到穴居矮人的洞里去？还是因为在说起所有家不为家内容后，它们用一个词概括了家的内涵：舒适。
四年级时，我拥有的那些东西，我的“家”在清理售卖中都卖掉了。我们赚到的五十块钱是要被存到银行里，将来买自行车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把钱花了，因为我们别无所有。
我八年级时，我们搬到了马萨诸塞州，我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