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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一侧有高大的窗户。白天，太阳照进来，在垫子上映上了拉长的正方形。灰尘和毛发在空气中闪耀着，慢慢地飘落下来，掉到红色的海绵地面上。那些缓慢移动的尘埃和无精打采的阳光跟摔跤队员们激烈的运动和叫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根根懒懒浮动着的灰尘被快速运动着的一只手臂、一条腿、一个身体突过。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上午，阳光让我们平静、有个好心情，即便我们汗流浃背、呼吸加快。
窗户对面的墙壁上用厚实的红色字母写着这样一条口号：“哈佛摔跤：获取胜利的权力从这里开始”。垫子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圈排着队不穿衬衫的坚毅男子的黑白照片。上面有哈佛摔跤队的一年一张的照片。这间摔跤房反映了一种男性传统，甚至连红色垫子都在激发着雄性的进攻性。它把摔跤运动员们浸润在一个鼓励他们“成为男人”、不畏痛苦、赢、赢、总是努力去赢的传统里。这些理念被建造进了哈佛摔跤房；它们在墙上沸腾着。
训练是我每天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而且经常是最开心最满足的部分。
在这间房里，我感到没有了那通常的二分法：心灵——身体，男人——女人，内部——外部。我在低年级参加摔跤的同时，我也在教育学院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课程名称叫“心理的极端地图”，由著名的教育和妇女心理理论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似乎跟摔跤的心理过程相呼应。卡罗尔的新心理学理论是要把每一个两重性的两半放回到两者的关系里，把身体与思想联合起来，在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上架起一座桥梁。
刚开始时，要坚持我自己的权力并跟教练和队友沟通使我很痛苦。我跟他们处得很好，但是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论过。我进入摔跤房时，我遵循了低级组和高级组人之间接触的规则。我不跟人对视，穿鞋时看着我的鞋子。我等着别人来跟我说话，听着男生们的玩笑逗乐时保持安静。我微笑着，但不加入进去。我不觉得有任何重要或者相关的东西要说，因而我保持沉默。
季中的一个星期二，没有人跟我摔跤。“教练……我不想打扰你，可是那些轻量级队员一个也没来。”
他微笑着说：“他们中三个刚被送去医生那儿去治疗疱疹，一种皮肤感染。”
“噢。”我说道。
“也许你也应该去检查一下。去让凯特给你检查一下。”
凯特是我们的教练员。她给我检查了一下，没有出疹子，只有光滑的皮肤。第二天上午在心理学课上，我碰了碰我的下巴，某个点上的皮肤化开去，裂了开来。我感到那下面有血和脓液。随着我轻柔地抚摩着皮肤，血管前后移动着。头有过几次冲撞，太阳穴上被拍到几回——有几次，我把对手的手指从我脖子上拉开时，额头会撞到垫子上——把皮肤擦伤得又薄又红。就是这里，磨薄的皮肤裂开了，疱疹病毒趁机进入。
那天深夜，我脸上有几处开始脱皮，脓包长成了硬硬的小山一样，我通常挤推张三或李四的脖子和肩膀的身体部位上的敏感皮肤上长出了一片片盲文一样粗糙的疹子。
起初我试着用掉半瓶粉底霜来盖住那些水疱，可是随着疼痛的地方越来越糟，粉底霜反而弄得它们更明显、更突出，于是我不再试着掩藏它们。
我告诉医生我参加了摔跤队，我的几名队友得了疱疹，可医生不听。他用责备的眼神看着那些患处和我。他没有做皮肤培养，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意识到他应该做。
他开了些抗生素，认为那些红红的有脓汁的患处是一种葡萄球菌感染。我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可患处更厉害了。它们很痛，又痒，还有节律地跳动着。到了周末，我脸上一半都是了。我发烧到了华氏一百零二度，我想做的是躺在床上哭。
医生又检查了那些患处，给我又开了另外一种抗生素。他再次耸耸肩，否定了我的提议说那可能是疱疹。我开始哭起来，他却厌恶地说：“没有什么好哭的。”嘲讽着我，“疤痕会在几个月后褪掉的。”让我担心的不是疤痕。他以为我所关心的是我的容貌。可是让我哭起来的是他不肯听我的话。
我又吃了三天新的抗生素，最后找到了学校皮肤科医生。她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说道：“这是疱疹，毫无疑问。”她给我开了加强剂量的Valtrex（一种治疗疱疹的药）。我的队友们一直在服这种药。“他有没有做皮肤培养？”她问。她要跟我的医生好好谈谈。
我一吃了VALTREX药，水疱就不再扩散，开始出血，结痂，这意味着患处在愈合。
我想躲在宿舍里，一直到那些患处全部没有，但是我不能。我要到那些痂全部愈合后才能参加摔跤训练，因为会传染人。但我仍然要到体育馆去，在跑步机上跑步，举杠铃——教练韦斯要求做。而且我仍然要上课。开头几天我穿了件带帽子的汗衫，在去教室的路上头看着地，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我，认为我得了麻风病。
我在写作课上脱下帽兜时，班里同学喘着气问：“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出了车祸？”糟糕到那样。我解释了那个情形，他们都入了迷。下课了，他们没有让我感到对病有自我意识。
我还参加了BGLTSA（双性恋、男女同性恋、变性者和支持者联盟）会议。那些女同性恋者围住了我。“你怎么啦？你跟人吵架了还是什么？伙计，你看上去很坚强。”她们崇拜地查看着我的痂。
这是有关虚荣和自信的一课，我从队友们那里学到的，他们对自己的患处满不在乎，毫不禁忌。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切，从癣到葡萄球菌到眼睛被打肿、身上有瘀伤等。对他们来讲，疱疹是个大玩笑。他们开着令人恶心的玩笑，笑过一场就完。我也学着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我染了绿头发或者紫头发，或者我是惟一一个跟一群男人在一起训练的女人，人们已经盯着我看得够多的了——要是他们盯着我脸上的患处看，我为何要在意呢？
几星期后，我在体育馆的引体向上练习处见到了我的医生。他认出了我，把眼睛看向别处。他知道犯了个错误，甚至都没有勇气说什么。他只能做三个引体向上。我仅仅对他傻笑了一下，做完我十二个一组的引体向上，然后走开了。
男孩子——在大约五岁或六岁时——被教导要把他们的感情藏起来，要坚强，不可以哭。在男人们身边，我学会了把我的感情也藏起来，因为担心这些感情会受到嘲笑。我感到追求真正的关系或者分享感情的意图不会被人认真对待，被人认为是不重要的。随着我了解到更多有关男人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后，我认识到他们和我一样受到压力，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作为一名女孩，我被告知我是弱小的，伤感的，无助的，需要别人保护。而作为男孩，他们被放进一只箱子，把他们禁锢起来，不允许他们跟人分享感情。我开始明白我们之间有着比我曾经认为的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在挣扎着要挣脱一只壳，或者模子，跟我一样，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向往。
我队友中有几个人的脸上跟我一样有一点点的红肿患处。无数寄生病毒已经侵入了进来，在我们的皮肤下殖民。在拉丁语中，virus（病毒）意思是蛇的毒液。它也可以指任何使心灵或人堕落腐败的邪恶有害的东西。
我认识到疱疹和由社会规范导致的倾侧的人际关系都是疾病，它们不以性别来区分。疱疹是男女彼此关系的一个比喻。我们共有的弱点，不论我们之间有何差别，都变得不相干了。
跟他们越是接近，我就越难把我的教练和男队友们仅仅是看作白人男压迫者。在某些意义上，我也是名压迫者——因为我作为白人的优越，因为我上了一所精英大学。同时，我也可被视为受压迫者——因为我在贫困中长大，由一名单身母亲靠救济抚养成长，并且我是名女性。由于我可以认识到我们都受到了压迫，同时又是压迫者，我很容易对教练和队友们产生移情和爱，把我们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成长和理解的源泉。
面对一个跳上肉体的病毒，我们间的差别消退了。在这个病毒对世界的认识中，强壮、虚弱、雄性激素、雌性激素、高低喘息的声音都变得暗淡了。它接受任何一个主人，使我清楚我们之间多么紧密相连。我们都共享着那腐化关系的病毒，固定在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上。这样的角色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很久很久了，其起始是一条紧紧缠绕的蛇的头，深藏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需要一起来清除我们自己免受那蛇毒的侵害。
心理学课上，我们在学习有关大多数在我们这个文化里的青春期女孩都经历过的与她们身体的脱离。年轻女子进入公共领域，在那里人们灌输给她们这样的观念，即她们的思维和感情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思想中拥有的东西必须通过身体展现出来，因此年轻女子们也学习如何隔断她们身体的平衡感。我们了解到身体是脆弱的、弱小的、充满欲望的，是用来昏晕的，于是我们学会了不能坚强地坚持。我的教授卡罗尔·吉利根认为这种不平衡在青春期的时候产生。她对爱玛·维拉德中学的女生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爬水塔和梯子时，那些年纪最大的少女总是那些惟一不能爬上去的人。很多年轻女孩不假思索地就去爬树爬栏杆。长大一些后，她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平衡感，变得容易晕眩。
在女性变得不平衡并且被向着一个更被动的身体知识引导时，男性则常常拥有更多机会去使用他们的身体，获得他们的平衡，更多的训练轮流强化他们的心智，赋予他们信心。在打猎、体育运动和艰巨的体力劳动中，他们被教会要把身体和心智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