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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角看到他上了年纪，胡子灰白——不住地试图要跟黛安娜聊天。我把毯子往身上拉得更紧，不去理睬他，不过黛安娜比我好多了，回答了他的大多数问题。我把脸靠在黛安娜的背上，希望那男人走开。我背上有一小部分开始感到像块冰或者像地面的一部分。天空变得越来越亮，有几个人开始出来了。我们站起身，拖着毯子往回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园，就如同我们从一个整夜不睡的卧谈聚会回来。或者也许我们看上去像两个小孩子，拖着他们用树叶盖的拆散了的城堡从后院回来，用力地拖着毯子。它一点不像回家的感觉。
冰冷的水泥地让我想起了收容所和在街头露宿。我感到被水泥地抱着，那种从不会被一个人抱着的感觉。每天晚上都有人像这样睡觉。我觉得跟这些流浪者骨肉相连，被他们睡在露天的思绪占有，感觉迷失和寒冷，如同我的内心世界。在与他们更亲近的感觉中，我感到跟自己更亲近，而且更强壮。我主要是感到自由和真实，抛开了所有把人们控制在哈佛园内的借口和保护伞。它使我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去管那些如此陌生的结构、动机和过程。
我回到宿舍，感觉又累又困，全身污脏。阳光感觉也不真实。但这是新的一天，看起来不像前一夜那么可怕和阴冷。我想回去睡觉，睡觉可把我漂浮到一片甜蜜的空白里。我把毯子拉过头，我真诚地感谢我柔软的床，感谢我能够钻回到床上。我所能做的一切便是躺在那里，毯子盖住双耳，前后摇晃着，感觉那种紧张把我转成一个越来越紧的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大脑里压着，使我发抖，好像要爆炸一般。我很糟糕地意识到我皮肤的每一颗小粒子，每一处痒痒和不适，每一个声音和嗓音。黛安娜待在公用房间，跟詹妮和阿本娜说话。
玛吉轻轻走了进来，把身后的门关上。她看见我和黛安娜进来的。她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她经常给我揉背，这是我感到情绪紧张时惟一可以帮助我入睡的办法。她把我的头放在她膝盖上，开始揉我的肩膀，抚摩我的头发。我向她蜷缩过去，开始无声地哭泣。我把天蓝色的绒毯盖在头上，就那样躺在那儿哭，抓着她的脚踝。她的腿跟毯子一样毛茸茸的。
随着深深的大口呼气和啜泣，一切都从我内心深处翻倒出来。我颤抖着做了几个深呼吸。“玛吉，”我对她说，“我希望死去，或者把我的生命倒回去，直到再回到子宫里。”我靠着玛吉的膝盖，毯子盖住了头。我想回到某个安慰人的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会感到被暴露在如此一个不饶人的世界的泛滥光芒中。在这个世界里，我必须拒绝我母亲，为了成功而没有母亲。我所有的思绪形成一个个小圈，在我的脑海里旋转。我试着向玛吉一下子全部解释清我的感受，然后我试着按顺序把它都告诉她。我觉得要是能够把一切都倾诉出来，她会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有她那样的膝盖的人都会理解的。
她留在那里，抱着我。我感到了内心征战着的部分将会在哈佛找到和平的第一丝光芒。我感到我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我剩下的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哈佛呢？对许多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他们想要权力、财富、安全和知识。他们想要站在图腾柱的顶上。可是我所看到的哈佛令我作呕，让我异化。我不想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它看起来那么自我包容，远离这个世界的贫困和悲哀。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跟那压迫串通一起，让穷人们继续困顿下去？
我曾梦想自己离开哈佛，住在某个远方的山脚下做一个隐士。我曾经和妈妈以及其他流浪者一起露宿街头，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存。我处在权力堆的最底层，带着不确定的幸福。我想做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那种自由是自欺欺人，因为没有社会内部的权力，我们要完全自由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梦里，我们每天都必须为基本需求而努力。我的生活被缩减了，没有社会所提供的所有的好处和舒适。我只可能跟我妈妈一样自由。
那天早晨，在跟玛吉谈过也哭过后，我决定留在哈佛。我会尽可能遵循它外表的规则——那是麦克先生曾经教过我的东西——同时依然按照我自己的标准生存着。我依然可以拥抱我的妈妈。也许我会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还有它赋予的权力，并且我不是利用这权力来过得舒服，而是可以用它来让别人不舒服，这样他们就想要变革了，或者我可以利用这权力来为穷人呐喊。当我拥有了一个哈佛的学位——即使我不同意从很多意义上它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和排斥主义——我不会为我自己使用这种权力和它给予我的承认，我会利用它发出一个声音，那声音会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我选了天文学课程是因为课程标题——宇宙与一切——听起来很幽默有趣。课程介绍手册这样描述这门课：“我们将把一些基本原理应用到起源、进化和宇宙的命运上。我们将继续检视我们的银河系。我们将讨论行星、恒星和黑洞的起源和演化。我们将问宇宙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变成那个样子的。”我没有想到这门课会涉及到费解的天体物理学。任课教授每节课上都飞快地讲解许多等式。我理解那些基本的概念，觉得我数学可以跟得上。我向教学助理要求额外补课。我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公式和题目，但仍然解不出正确的答案。我去找韦尔德楼的学监，告诉她我担心通不过。她告诉我不要着急，给了我几盘星座冥想磁带去减压。她对我说继续努力，并说以后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放弃这门课。但是学监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因为撤销上这门课的最后期限早已过了。因此我只好继续读下去。
我知道自己大考会不及格，不过只要我去参加考试，我可以得个E，这是个不及格的分数，但比得ABS要好点。要是我不参加考试就会得ABS。我必须在考场里至少呆上一小时。我试着做开始的几道写作题目，可是那些更难的写作题把我挫败了。一月中旬，在大考前一星期，一名大四学生在他宿舍里上吊自尽。我坐在考场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有一道题目要我们写我们上天文学14课程的体验。我写道，我知道这门课会不及格，不过我挺下来了。我写道，我很高兴自己对宇宙有足够的认识，并认识到一门课不及格还不足以让我绝望到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规定时间一到我就离开了考场，在门口把我那本蓝色小考试记录册交给了学监。
第二天，负责新生的教务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天文学教授给她打了电话，因为她担心我可能会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天文学教授第一次注意到我。我解释说我没事，我写的是相反的意思。
我嘲弄这门课程的名称，笑着说鉴于我已经连“宇宙与一切”这门课都没有通过，其他就没有什么我可以不及格的了。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正如贾尼丝·乔普林唱道：“自由不过是剩下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另一种说法。”我带着那样的态度开始了自己在哈佛的第二个学期。
为了应对大学第一学年我周围那种陌生感，我读诗歌，并在日记里写诗歌。我写完了五本大日记本。我希望自己能写出好诗来，但是我写完它们，自己就嘲笑起自己的诗歌来，因为那些诗是那么烂。我决定春季去参加诗歌讨论会，不过那只接受申请者。甚至连创造性写作班都是排外的。要是你还不会写诗，你是连诗歌初学班都没有机会去上的。我在申请诗歌班时，见到了一门叫做“创造性非小说”的课程。我也申请了上这门课并且获准了。
我的同班同学有几个大四本科生，两名职业生涯中期的记者，他们得到了尼曼奖学金到哈佛来读书，还有一名前美国国会女议员。我喜欢在一个有不同类型学生的混合班里，那里的学生不局限在有钱的十八岁左右的学生。这个班让我写对我很重要的事情：跑步，摔跤，生活在寄养家庭，以及我高中时候的朋友们。那个学期，我的其他课得了C（及格），可我的写作课得了A（优）。
我自己读了一本战后波兰诗歌的书。那些诗歌充满了希望，诗里点缀着战争与死亡的体验。诗歌用新的欣赏感觉去看待生活中的简单事物。诗人亚当·瓦齐克写了一首关于他兄弟的诗，令我想起了妈妈。瓦齐克的兄弟由于二次大战后多年的伤病和失业而发了疯，从窗户跳楼自尽了。瓦齐克写道：
我没有去停尸房看他，
只是跪在他抽屉前哭泣，
看着那些琐碎物品，跟他一样被废弃：
一只坏了的打火机，一些小发明玩意，
他是那么欢喜那些神奇的技艺——
在他眼里，它们代替了诗韵和节律。
这首诗让我哭了起来，让我想起了妈妈收集的报纸文章和麦当劳玩具，那些别人都会称为废物的东西，那些她在收容所无法拥有的东西。
我被哈佛录取一年多后，妈妈通过一个叫做“安居附加”的计划租到了她自己的公寓。在流浪了十五个月后，那可是件大事。
她很喜欢我大二时的室友维罗妮卡和阿莲娜创造的“墙纸”，她们用皱纹纸和金属纸覆盖在墙壁上。妈妈想为她的新公寓做这样的墙纸。我给她买了些深蓝色纸和金黄色的金属招贴纸。她创造出了整个银河系，一个展示在墙壁上的宇宙。尽管我曾经没有通过“宇宙与一切”这门课，可我知道在妈妈的宇宙里没有人会失败。她没有想过我的分数以及跟其他人去比较。这个思想是她教了我一辈子的东西。
在她新公寓的后部——她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有一条通向卫生间的过道。沿着过道的一面，那里展示着她的宇宙。每一张深蓝色的皱纹纸都被在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