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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从他家滑了三英里路到我家，我提出请他吃点什么，告诉他我们只有百吉饼可吃，而且只有花生酱蘸。“听起来不错。”他边说道，边意味深长地一口咬了下去。
他品尝着满口的花生酱，边想着什么。他说：“你去上了哈佛后不会忘了我吧？”
“我当然不会，戴夫。”我微笑着说道，有点好笑，因为他是那样的诚恳。而且我确实没有忘记他。
他朝我摇摇头，针对哈佛学生，说道：“他们像是花花公子，‘我的第二辆劳斯莱斯坏了，真不爽。’那怎么能跟这样的话比呢：‘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我家里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别的东西吃了。’”我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来自情况相似的家，那种我觉得最舒适的家。在那样的家里，没有一样家具是般配的，窗帘跟沙发碰撞着，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有点脏和破，但很舒适。那种昏暗拥挤的地方，天花板不高，窗户也不大。那种厨房里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什么吃的都没有的地方。那种我总是感到像家的地方。
我坐在联合楼里，听着别人对食物的抱怨，我的脑子里会闪出这些思绪。
一天在联合楼里，我坐在那儿，身边围着朋友们，玛吉从口袋里拿出一罐蜂蜜来。“尝一点，”她对我说，“这是很特别的蜂蜜。我老爸寄来的。”标签上说这是蓝莓蜂蜜。它来自那些只从蓝莓花上采蜜的蜜蜂。特别的蜜蜂，选择花采蜜，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田野三叶草。很纯很甜可能很贵的蜂蜜。我从没听说这种蜂蜜。“它吃起来真的更好吗？”我好奇地问。我朋友解释说有一个农场，农场里有蓝莓林子。我开了一个关于精英蜂蜜的玩笑，可是只得到了朋友的白眼。我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但我稍微带有一点而已。
沉默被对即将来临的行为生理学问题、噩梦般的化学7课实验报告、英语10a课不断堆积起来的阅读材料的抱怨转移开了。
我是吃花生酱和蜂蜜三明治长大的。花生酱和蜂蜜是免费供应的。它们来自食物银行，上面的白色标签上用普通黑体字印着：“美国政府剩余物资”。那些浑浊的蜂蜜装在十磅容量的塑料瓶子里。没有人能够很快把这一瓶吃完。蜂蜜变干，变成一层层发硬的糖粒，在瓶底形成一层棕色硬块。五年级时，我住在蓝岭公寓——“村子”——卡西和詹妮的妈妈给街区的所有孩子做三明治吃。她把神奇牌面包排成一排，给一半面包片抹上花生酱，另一半淋上蜂蜜。她把三明治合在一起，然后递给我们，我们拿着跑开去。我们边玩边吃，我们粘着蜂蜜的手指混杂着脏污变成了黑色。
孩提时我并没有真正知道我很穷。我以为所有的孩子都吃装在贴着白色政府标签的塑料瓶子里的蜂蜜。
如果说我不知道有那些吃蓝莓蜂蜜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界的话，那么我肯定他们不会知道有我这样的孩子以及我的花生酱蜂蜜三明治（而且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每晚在收容所用付费电话给妈妈打电话以确定她没事）。
蓝莓蜂蜜似乎是个开端。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差异甚至影响了我在哈佛的朋友间细小的无足轻重的交流。直截了当地谈论阶层差别是很困难的。随意地说点什么——也许只是提到同母异父姐姐或者某件曾经发生在收容所的事——都会引发出无数关于“那是什么样的”之类的问题，那些我不会跟家里的朋友谈论的事情。我渴望着跟他们没有区别，但我不想跟这些学生一样。我羡慕他们跟他们一类的人一起时的自在，而我则想念我家里的朋友们。
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总会出现谈论阶层或者谈论我们不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们这样话题的机会。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主题，并且要听起来显得没有痛苦和愤怒。我害怕把自己的一部分向别人袒露出来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怜悯。
玛吉知道她的特权。她清楚她可以指望她父亲每月给她的津贴。对我而言，甚至连父亲这个词都是痛苦的。我的父亲有钱，但他没有脸。我从没有见过他。我不曾见过他的照片。我从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或看到过他的笔迹。（而且我也从没有见到过他的钱。）
玛吉父亲每个月寄来的支票保证了她在读大学期间用不着打工。她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读书，打橄榄球。我的津贴要从每天清扫两小时的宿舍卫生间、每周清扫五天中来。我去干活时，看见玛吉在桌前学习或者去游泳池或者橄榄球场，有几个下午我非常嫉妒她的自由。
然而，在我用力刮下淋浴间瓷砖上最后一层棕色的污垢时，我的思绪可以自由驰骋。
不过玛吉不是个精英主义者，也不势利，也不是守财奴。她经常在谈到钱这个话题时感到不自在。她担心自己花钱的地方。她跟我谈到她觉得有负罪感，因为她会一个周末去滑雪花掉四十五块钱，而我却不能。有时她见到一名无家可归者讨点零钱，她会畏缩，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对她讲，她生来就有钱是她无法改变的，就如同我无法改变我生来就贫穷一样。我告诉她享受自己的机会。在开始意识到阶层差异后，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一个比那些无法享受阶层地位的妇女的声音更容易为社会听到的声音——去帮助启发人们对阶层差异的认识。
像那些只采蓝莓花蜜的蜜蜂一样，许多哈佛学生只品尝过一种花。我在哈佛是要带着他们朝那些他们从未造访过的果园舞动——那些果园里普通的三叶草在蓝莓旁边一起生长。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得打比尔神甫收容所的收费电话，而且只能在晚上7：00到10：00之间打。电话经常占线，我要打好几次才能接通。我会问：“伊丽莎白·萨默在吗？”一个说话声听起来有些像发疯或喝醉样子的男人便去叫她。我希望她在（不然我就会担心）。收费电话就在收容所休息室，在电视机和沙发边上，因此总是有很多嘈杂的背景声音。通常妈妈跟收容所里的人们在看篮球赛。她很密切地关心着那些运动员和得分情况。收费电话使用限时十分钟，因为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故而我们说话从来都很短。
我跟她通上话后，我很喜欢听她讲在收容所的朋友们的事情，讲乔安妮、詹姆斯和雷，讲跟他们出去喝上杯啤酒，或者和他们一起看体育比赛、吃甜麦圈等。我一直希望她能更多外出或者结交更多朋友。她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做园艺、看书以及做她认为是关心我的事上。但她也不在意呆在家里，甚至独自一人。她总是喜欢自己陪伴自己，并且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有人能够用她理解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她。
她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就担心她是否呆在了朋友家。一天上午（我前一晚上打电话没有找到妈妈），我从柔软的床上坐起来，太阳从深色厚木框窗栏的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电话铃响了，我睡意全消，接了电话。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说，她有点累，因为她在邓肯甜麦圈店呆了一整夜没睡。她笑着这样说道，好像那是司空见惯的。由于收容所满了，她就去了那里。我突然之间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邓肯甜麦圈店产生了好感。有多少回那儿的清咖啡和橙色的塑料火车座使妈妈免于挨冻呢？
“父母的周末”是一个让父母们来探望他们刚离开家的孩子，同时看看他们的大学生活情况、他们的朋友、寝室和日常活动的机会。这个活动是在十一月初，这样互相思念的父母们和学生们就用不着等到感恩节才能团圆。
“父母的周末”那个星期五，我早上9：00在火车站接妈妈。她带着很多很重的包，因为比尔神甫收容所白天不让她把东西放在那儿。她曾经花了十九块钱买了辆带轮子的推车——可是用了一个星期轮子就掉下来了，所以她只好回去把包背在背上。我帮她拿着包穿过忙碌的哈佛广场。她看起来很开心，但有点疲惫，她的头发一如往常四处散落着。我跟她说她可以把那些包放在我寝室里，这样就用不着到处背着了。“哦，谢谢你。”她说道，仿佛那是可以享受的特权。
从我在T形车站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她背着那些粗呢背包，穿着好几层衣服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知道我的“父母的周末”跟别人的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把那些包一放下来，妈妈就拿出几星期前我给她的那份关于“父母的周末”的小册子。
那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可我只能让妈妈独自去参加父母亲们的活动，因为那天下午5：00前我还要交一篇议论文写作课的论文，这是我每个星期五都要做的。“我一定要去参加那个关于莎士比亚的报告会。”她说。她期望我会和她一起去，可我得写完我的论文。她说不介意自己去，可我感到很难过。我憎恨那些有两个家长的或者至少有一个家长和一个继父母的学生——他们可以互相关心。虽然我对妈妈的到访感到非常高兴，但我感到那是一个负担，因为我必须肯定她很开心，一直有事情可做。到了一天结束，交掉了论文，我是那样恼怒，我只想她快点离开，可她想要留下来。看到所有的室友们跟他们完满的家人，在分别以后因为见到了父母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