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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俄勒冈回到波士顿后，的确租到了一间公寓房。那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我们跟同一教区的一对母女合住。我们的房伴和她生癫痫病的残疾女儿住一间房间，我和妈妈住另一间。我们的房间光线昏暗。两张金属折叠床，上面铺着深栗色的被单，跟涂着薄荷绿油漆斑驳的墙壁紧挨着。这令我感到很单调、无所牵连。右边墙上一个小灯罩里的一盏光溜溜的电灯照着我。妈妈，我没法住这儿。我们别住这里。没有办法。跟她说我们只在这里过一夜，我们明天就离开。妈妈，好不好啊？我没法住在这样的地方。结果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我高中毕业。妈妈把房间让给我，这样我可以有个自己的天地和私密处做功课。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睡沙发。最后，我在光秃秃的墙壁上做了很多装饰，在房间里放了很多物件，把它做成了我的窝。四个人住这个地方是太小了，可我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我们搬进去几个星期后我就开始上高中了。第一天，我把自己很平常的棕色头发往后扎了个马尾辫。我决定把头发往后梳，不挡住脸。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开放的象征。我不会用头发遮住脸的。我可以品尝松脆繁茂空气里的秋日，它告知我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没人认识我。我没有过去，有的只是好好读书的愿望。我决心竭尽所能争取留下一个完美的学校记录，写出一份令人惊骇的简历。这样我毕业后可以去上大学，而妈妈从未能做到；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学着独立。我也很热切地要结识新同学，交新朋友。
昆西的大多数居民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工人阶层。最有钱人家的学生的父母是当学校老师的，这些学生都在快班——将来都要上大学的班级里。昆西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华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广东人。昆西处在波士顿地铁的红线上。
昆西高中是我上过的最大的中学。学校有一千三百名学生，其中一半上的是职业班。学校是幢方方正正的石头建筑，好几层楼高，窗户是蓝色的，在楼前小草坪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我紧紧地抓着装着新笔记本的书包，走上宽阔的台阶，推开沉重的铁格子玻璃门走进了学校。
昆西高中的班级是按顺序编排的：快班，好班，标准班，还有基本班。快班和好班是大学预科班，标准班和基本班则不是。我主要注册到快班上课，在每个班里我成绩都是最好的。我喜欢那些班，不过我的动力来自外部。学习本身没有关系。我现在意识到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成绩，将来上大学。
我所上的班都很小，只在同样的十到二十个学生之间变化。快班学生以前曾经上过中央中学的天才“实验”项目班，都很聪明、勤奋、有成就。
我参加了一个乐队，学习吹笛子。由于昆西高中没有经费办一个管弦乐队，我无法拉小提琴。指挥是一名矮个子的意大利男子，名叫科维略，我们的演奏不协调时，他总是叫着“重来！重来！”然后把双手交叉在胸口。我喜欢学习吹笛子的挑战，学着把嘴巴卷起来从笛子长而细的金属管里吹出共鸣声音。吹笛子跟拉小提琴非常不同，不过我依然有着身处音乐中的满足感。我们在音乐会上，在每一场足球赛、城里的游行队伍里演奏。我们那丑陋无比的乐队制服——黑白镶边的皇家蓝树脂衣裤，装饰着蓝羽毛的高帽子——自七十年代就一直放在乐队房间发霉的箱子里。裤子很不合身，腰部很大，裤管弄得很别扭，我们每次都要花很多心思用别针夹好。去足球赛场演奏时，我们只穿制服上衣，这样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我还记得在很多昏黑的秋日晚上，坐在供乐队坐的指定位置的水泥台阶上，我们演奏《夏威夷五比零》和《骄傲的玛丽》两首曲子。
此外，我还参加了三个季节的田径比赛：越野赛，冬季和春季田径赛。我加入了“大赦国际”以及任何我的时间允许的校外俱乐部。我在田径训练后很用功地做作业，晚上只睡三到五个小时。
到年底，我在班里名列第一——这让我的同班同学们惊讶不已。
我开始上高二时打算继续保持在班里的领头位置，但我的成绩下降了。高二的课更难，为了赶上尖子同学，我上两门数学课。他们在高一时比我上的数学课多。我没有空余的课时，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前一年，我睡眠不多，但早上还能够起得来。这一学年我就做不到了。
化学是我觉得最难的课之一，化学课在第一第二节。我通常大多数课都错过。任课老师经常突然测验，学生极少能考到七十分以上。我错过实验课，因此做实验报告很头疼。科学教研室主任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她了解我落在后面了，可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早点来学校以得到老师额外的帮助呢？难道她不知道我来上课艰难得很吗？我实在没法早到学校。她对我说我正在落到最差的学生行列中。我走出她办公室，眼含泪水。我很生气，我不想落到最差。我不想成为她的差生系统的一部分。
我的其他课程功课也不太好。化学课后是几何。功课不难，但几何老师说我朋友的证明是“非逻辑的”，这话让我很烦。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不合逻辑”，可没有这样说出来。我在词典里查了这个词，证明我是对的。我和几何老师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因为我采用一种脑图示法记笔记。我的笔记从中央的一个点开始用圆圈和树形图放射开去，记满整个页面。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把思路理得更清，但对她来说那是一团糟。我的笔记分数她都给了不及格。
代数课也很难。我一吃完午饭就上代数课，每天上课都睡着。我的朋友互相在课桌底下踢对方，并不停地写条子传来传去，以免睡着。代数老师穿着树脂宽松裤，色彩鲜艳的海恩斯牌汗衫。汗衫上嵌着镶有闪光围边的秋叶贴花。她有时穿圣诞节汗衫，汗衫上装饰有粘贴上去的假珠宝和小金属片。她戴着眼镜，把她的双眼放得大大的，她眨眼时，要是我醒着，有时会吓得我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的第一份成绩单上都是B和C。我没有得到要进步的鼓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我逃的课越来越多，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模式：在加利福尼亚我和斯塔一起逃学，在俄勒冈我似乎从来赶不上校车，便不去上学。每隔三年或四年，我似乎都要垮掉一回，再也无法面对学校，面对生活。尽管我抱有良好的意愿。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查尔斯·麦克劳克林先生。
走进那扇写着“文化遗产课程”几个字的厚重的黑门，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间铺着地毯的大教室，窗户很大。学生们靠坐在两张桌子旁的扶手椅里，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这儿一堆那儿一群地坐在地上，互相帮着做学校作业。文化遗产课程的负责人麦克劳克林先生做的木头文件架占满了整整一面墙。我很羡慕上文化遗产课程的学生，他们用不着在课间五分钟内匆匆忙忙地记住通往学校主过道的灰色金属锁的密码。教室一角有一台冰箱和一只微波炉，旁边是一家“商店”，学生们可以在那儿买微波炉爆米花、汽水和其他小食品。一块牌子上写着：“前进，去争取文化遗产课程奖学金。”墙壁上贴满了学生做的抽象拼贴画以及告示、剪报文章等。教室中间的一只橱上堆满了机械小玩意儿，还有一块很大的竖着的木头，木头穿着背心，戴着一顶长统袜帽子，以及一副滑稽的眼镜。
麦克先生的办公桌斜放在教室左后角。我走过去，在一张有花卉图案的扶手椅边上坐下。
“你好，聪明家伙！”他招呼我。他将近六十岁年纪——棕色的头发有些部分开始变灰白变稀疏。不过我先注意到的并不是他的头发，而是他的微笑和被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的和善的双眼。他穿着泼着油漆的牛仔裤、一件短袖演出服衬衫，因为他正在后房间做戏剧俱乐部的用品。他的双手很粗糙，指甲里粘着星星点点的油漆。我很惊讶，因为其他时候在学校过道里看到他时，他总是穿着一件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戴着领带，下身穿一条长裤。
麦克先生解释了这个课程。文化遗产课程项目是学校中一个更小的学校——一个学生能得到更多个性化关注的地方。那儿是个“家室”，是学生们真正的家。他们的一天从文化遗产教室开始，所有的学习教室都在那儿。任何学生，即使不是这个家室的一分子，也可以在文化遗产教室呆着玩。这些学生被称作“文化遗产老鼠”，经常在这里吃午饭，放学后在这里玩耍。很多“边缘”学生在这里比在主校感觉更自在。
文化遗产课程的座右铭是：真理和信任。这个课程座右铭的意思是，麦克先生认为学生们应该有犯错误的空间，也应该有从错误中学习的空间。学生们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在学校计划和课程中有发言权。麦克先生信任他的学生是冒着风险的，不过他相信风险通常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文化遗产课程不同于很多其他课程，它不仅仅是为有天赋的学生开设的。有不同能力的学生都可以在那里互相认识互相学习。它吸纳尖子生，也接受落后学生以及其他有情感、家庭或者医学问题等的学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一门给予他们更多灵活性和更大支持的课程中获益。
文化遗产课程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一个教养环境，在那里学生们有一个朋友兼顾问提倡者麦克先生。麦克先生并非独自一人工作。他和其他教师以及教练们保持着关系。要是其他教师很和蔼可亲，他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来帮助学生。
文化遗产课程的另一个功用是允许学生作出有创造性的安排和计划。一名典型的文化遗产课程学生可能会少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