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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4月12日，在堪萨斯，把14名夏安头目从那被风吹袭的边界线外部地区召集在一起，听取汉考克将军连威胁带辱骂性的讲话，目的显然是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用斯坦利的话说，“有必要保持他们缔约条款的严格的字面意义”。
这个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通常，夏安人不在夜晚讨论这样的事宜。然而，一场风暴使他们的抵达时间推迟了三天，而这位将军急于要作这番训讲，所以，他们围聚在他帐篷附近的，堆篝火旁。他们戴着项链，大奖章，臂章，耳朵的细长缝里，夹挂着沉重的黄铜耳环，头顶上的一绺头发，用银色的圆盘状物束着。汉考克讲说着，他们静静地听着。仅有一次，当汉考克声明要对任何错待印第安人的白人进行惩罚时，他们不相信地嘀咕起来。
第二天，为了加强决心，汉考克开始朝印第安人的住宿地帕尼·方克迫近。三年前，约翰·奇文顿上校曾领导科罗拉多的民兵组织，对居住在丹佛市东南部“沙湾”的“黑水壶”的安宁村庄进行侵扰。虽然，印第安人事务专员曾向夏安人保证，说他们不会受到骚扰，然而，奇文顿事先却未予警告，突然袭击了该村。此刻，当聆听了汉考克将军承诺的夏安人，又看到类似的纵队直追而来后，当然认为依旧呆在附近是愚蠢的，于是妇女和儿童们连棚屋也没有拆除就逃跑了。女人儿童们跑开之后，斗士们也相随而去，等汉考克弄清事态前，他们却全跑了。对这些相继发展的事态的惊讶与愤怒，迫使“波托马克闪电大军”在250间空棚屋的周围架起了大炮，并命令卡斯特把逃亡的人驱赶回来。
夏安人逃跑了，但这并非由于部队领导人无能，仅仅是因为夏安人对这儿的地形太熟悉了。他们可以十分自如地，比这些穿蓝制服的人更快地逃离而去。卡斯特已在边疆呆了这么久，他对此十分清楚。无论是精锐的第七骑兵兵团，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追上这些狂热的人。所以此时卡斯特能做的事，也只是在返回到汉考克将军驻地前，跟踪他们一阵子。情况既然是这样，何不逮住机会，在旷野上痛痛快快地跑上一阵子——在《赛马场，田野与农场》一文中，他给读者描述了他追猎一只野牛时的震动、兴奋之情，而对期待他在那四个月的特殊日子里追赶夏安人的事，只字未提。“我离开纵队，策马朝前飞奔了几公里；仅带了一个卫兵……”
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狗罗夫、鲁，夏普、雷特尔和范妮。它们很快探测出什么气味来。卡斯特骑着良马卡斯蒂斯·李，紧随在后面狂跑，而把勤务兵远远甩在后边。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是否在干傻事，于是把狗引开，正要回身，看见一头如他的马一般大的野公牛——一个难以抵制的挑战！他紧追了三公里，追上了它。就在他一边同它并排狂跑一边准备射击时，这只野兽突然大摇大摆地朝他跑来，他的马吓得退到一边，卡斯特的手指本能地扣紧了板机，子弹从卡斯蒂斯·李的脑子穿过，它倒在地上死了。这位猎手自己也被猛地朝前弹在地上，几乎栽倒在野牛身前的地上。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脑子被震昏了，难以动弹。野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摇着头，小跑步走开了。卡斯特站起来，脖子挂着一副望远镜，狗跟在身后，他转过身朝他认为是正确的方位往回走去。要不是碰到这支纵队的话，他可能会同一伙游荡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或者被饿死。
他不是第一个鉴赏这块广漠无垠而又杳无人烟的大草原的白人。1542年，科伦纳多曾穿过堪萨斯。根据这次远征的记述，不难看出，一个人，或一支军队应当怎样去领受它。确实，这些西班牙人的探险听起来几乎是神秘的。彼得罗·de·卡斯坦达浮夸地问道，这支由500头母牛、5000只羊相伴的1500名印第安部落同盟组成的如此庞大的大军，莫非是一支神军？这么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畜大军穿过这块大平原，怎么又不会留下一点踪迹？这片大地简直如同一只大碗，“所以，当一个人坐下时，他的四周被地平线包围……”
弗兰西斯科·瓦萨奎兹·迪·科伦纳多将军自己记述说，茫茫的旷野上看不到地面上任何标记，看不见一颗树，看不见一丛灌木，也看不到一块高地；没有任何指引他们的目标，没有任何特殊的自然特征，为了避免行军时兜圈子，他们只好采用保持一条直线的办法行进，即由一名弓箭手端直朝前射一箭，他们朝着箭往前走，然后再射一支，再往前走。
19世纪早期，卡特琳在这块平原上探险，当他从那茂密的草地上穿过时，深密的草使得他站在马蹬上才能探出头来看见草尖。
卡斯特在看见一片烟雾般飞扬的尘土之前，也许已行走了一个小时了，飞扬的尘土必定意味着一大群野牛、一大帮骑马疾驰的印第安人或第七骑兵兵团。他至少提供了三次这样遇救脱险描述。《赛马场、田野与牧场》应当算是最不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了。只不过在这场险遇中，他认出了这支骑兵兵团，坐下，等着。在他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看见了军车。但在令人赞美的《我的大平原生活》（本廷上尉称它为《我的大平原上的谎言》）中，他描述道，他藏在一条干河谷里，那些狗依偎在他身旁，直至最后，他通过望远镜，大概看见了那面高高飘扬的骑兵上方的星条旗。好哇！
他再次幸运。
如每个人所知那样，幸运，仅止是幸运而已。可是，幸运也常常应当是本能，才能与智慧的综合产物。一个行动不敏捷的人，摔在地面上时会碰断腿的，要是这样，他也就把命丢在那儿了；一个没有胆气的人，在一头野牛的双角下，可能表露他的惊恐，而被抵伤；缺少敏锐头脑的人，在不幸之后，可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但卡斯特相信他的幸运，这可能有些不贴切。
与此同时，在帕尼·方克，汉考克辛苦地看守着一个空荡荡的营地。他试图防止它们被洗劫，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渴望获得东西的士兵们悄悄绕过警卫哨兵，爬入棚屋中，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战斧啦，烟袋啦，袍子啦，战棍啦，狗皮啦，鹿皮鞋啦，小刀啦，还有玩偶、箭支以及狗。
卡斯特终于送来一封信，说是夏安人一直不断地袭击公共马车站。接到此消息后，汉考克不顾及可能会把局势弄得更糟的劝告，下令把这个村庄烧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斯坦利，难以抑制他的兴奋，自然，对那些如山火绒般燃烧着、冒着烟雾的小棚屋杆做了极度热情的报道。“微风把燃烧的火星吹送到大草原各处，大草原的草被燃着，闪电加速了这些火焰的向前滚动，黑色的浓烟缓缓地飘向天际，一个巨大的草地被毁灭殆尽。所有的绿色植物，耷拉着脑袋的无生命的东西，全被毁灭了，野牛、羚羊、豺狼惊恐地向远处逃亡……”
斯坦利解释说，汉考克认为，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夏安人掏取肠肚，揭去头皮。并把化石湾兵站雇用的三名男子的尸体焚烧。
卡斯特送来的第一封信，确实使汉考克相信了夏安人应为这些残忍的事件承担责任。但从相继送来的信中，卡斯特说，无论他自己还是德拉瓦尔侦察兵，都没有找到证物。这使得汉考克将军处境尴尬，尽一切为自己清洗罪名。他给谢尔曼将军解释说，纵使不能证实它是事实，眼下被焚烧冒着烟的这个夏安村庄中的人，可能残杀了该兵站仓库的人。
在汉考克的帕尼·方克大破坏的10天之后，着迷于朱红色的基奥瓦首领色旦他（Satanta，Set－ta－ik－e的讹用，意为“白熊”）来到兰德堡。在那儿，举行了另一次和平商议会。他是一位体格粗壮、肌肉强健的人，有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一张脸全部用红色颜料涂染。会议期间，他身着佩戴着臂章的军大衣，里腿上绑着许多黄铜小铃。这位引人注目的妖怪住在一间鲜艳的红色棚屋里。他在骑马外出战斗时（他确实常常出去参加战斗），不仅把脸染成红色，而且把全身染成红色。由于他坚持一惯沉迷于红色，所以，他也扛着一个红色盾。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矮种马涂成红色，一直染到蹄脚。他是基奥瓦印第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也许，每一位看到他的白种女人，不是对他产生极度的惊恐厌恶，就是着迷地恋慕，倾倒。斯坦利评论说，色旦他拥有一个威赫的名声——鲁莽且勇敢无畏。他既不畏惧格兰德河，也不把共和党党人放在眼里。
大约在这次拉德（larned）会议前三年，一位名叫凯奇尔马的传教士访问了赫赫有名的色旦他。凯奇尔马发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精神饱满，有理智的人，然而显得有些爱出风头。午餐期间，他命令在他的棚屋里铺了一张地毯，饭食摆放在几块染成红色的木板上。这些红色木板用一些小圆钉装饰着。“他有一只法国黄铜碗”。凯奇尔马记述道，“饭盛好后，他用力往凉吹着”，像是一位热情友好的主人。如同许多高加索人首领那样，既具有迷人的善于交往的风度，又和蔼可亲。然而，这两种外表不能消除他本质的狂烈残暴。1866年，在一次袭击中，色旦他捉拿了怀抱婴儿的鲍克斯夫人，婴儿哇哇的哭声激怒了他，他就残忍地把孩子的脑壳推在树上挤碎。同其他许多对抗的印第安人那样，他终于被监禁起来。由于不能忍受这样的对待，他一头朝下，从得克萨斯亨茨维尔监狱医院二楼的窗子跳了出去。
汉考克将军对这位狂暴的印第安人的训讲与以前对那些夏安人的训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管他是哪一次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一个月之后，色旦他又袭击了道奇堡，大多数牲畜被惊吓得四处逃散，“然而，他倒很有礼貌”。戴维先生报道说：“尽管在他卷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