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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是别的人呢？”
“在那个周末突然出国旅行的官员只有一个人，就是‘德拉特’……对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与古曾科联络。”
“还有……？”
“我怀疑，”我平静地说，“我总怀疑，我想约翰逊就是布伦特，他想用外出六个星期这件事来迷惑我们的视线。约翰逊同希克斯和斯坦利关系太密切了，我们不能不断定约翰逊就是布伦特，而不可能是别人。其它三个化名还没查明，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诺曼·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没用了”，我也同意。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是埃里案件，”特伦德说，“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
“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怀疑你的判断？”
“不。而且，现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伦德文雅地叹了一口气。
“但没有思想基础……”
“有，那是在中国。”
“啊，对了，”他低声说，“中国……”余音很长。
特伦德终究是个行家。我根本无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确实非常重视内部间谍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怀疑霍利斯是否确有证据以外，什么也没透露。
我也没能从汉利那里打听出特伦德的结论，以后我再没提过这件事。我估计特伦德的报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写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尔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报告说，特伦德爵士得出结论，霍利斯不是苏联情报局的间谍。特伦德相信霍利斯是无辜的，而我却相信他有过背叛行为。这正如同样一个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财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我意识到个人的看法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实才能揭开永恒的秘密。
临近退休的几个月，我感到阵阵厌倦。我不知道应当留在英国继续战斗呢，还是赶紧脱身远走高飞？我的健康状况虽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记忆还是很好的。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维克托开着车到他在剑桥的乡村别墅去。开口谈谈是多么艰难啊！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在我心里，我在等待着倾诉。
“你打算以后怎么过？”他问。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亚吧。”我回答说。
汽车在路上奔驰，两旁的沼泽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我已看见在远处的剑桥大学的尖顶了。
过了一会，维克托说：“你想让别人来说服你去？”
“也许是这样。”
我愁眉苦脸，我又没有赢。英国情报部门开展了像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的运动，天主教已经让位于清教了。我所经历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了。
“彼得，你应该走，到那里去晒晒太阳，调节一下，养养身体。让别的人去烦恼吧！过去，你一个人一直都是在做三个人的工作。”维克托说。
汽车的引擎发动了。
“彼得，你的问题在于，”他说，“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