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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克雷默的电文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这些电文告诉我们，苏联谍报机关的确曾经派遣索妮妮来到牛津地区。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间谍的上司了。克雷默的电文还谈到了索妮妮付给她手下间谍们报酬的详细情况，以及她本人几次用无线电进行广播的时间和每次广播的持续时间等情报。我想，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这些情报，那将对霍利斯的审讯产生影响。我感到一阵痛心。
掌握了这些情报后，我敢肯定，埃里确实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关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电文里。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索妮妮的信号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搜索，看看别的地方是否也收到过她的信号。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寻找新的“维诺纳”和索妮妮通讯，我跑了三十七万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国，法国机密情报局说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尽管马塞尔说他们肯定收到过索妮妮信号；但也许不久前被一个“蓝宝石”间谍把记录销毁了。在德国我也一无所获，在意大利也一样。西班牙拒绝在我们交出直布罗陀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几个月，我对各个邮局同世界各地的电传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而也是一无所获。在华盛顿，我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索，同样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找的东西以前曾经存在过，而且还归过档，可最终还是从我的手指缝里漏掉了。一想起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汉利和我开始为下一次的卡扎布会议作准备。这次会议定于五月在伦敦召开。我告诉他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压力。自从霍利斯受到审讯以后，我们完满地制止了各种评论，只有安格尔顿一个人固执地保存着在磁带上的一些录音。
“我应当说什么呢？”汉利问我。
我告诉他要有理有节。
“告诉他们一些事实。我们有许多陈旧的指控，而且有许多值得怀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怀疑的一个。我们最后对他进行了审讯，但我们还不能对他作出最后的结论。”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会议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欢欣鼓舞的聚会大不一样，上次参加会议的许多熟人都没来，斯普赖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内特也不在了。贝内特是皇家骑警队围剿内奸运动的一名嫌疑分子，这次运动使骑警队陷于瘫痪，而且甚至把我也牵扯了进去（我坚信，贝内特虽然在审讯中行为有些异常，但决不是间谍）。此外赫尔姆斯也不在了。安格尔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在华盛顿，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中央情报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来。
汉利简短地谈了谈霍利斯的案子。对此，与会代表的反应很平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深知这种事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损失。汉利在讲话结束时，很有礼貌地请各位代表根据他的报告估计一下霍利斯一案将造成的损失。这是白厅的惯用伎俩，把问题摊开，然后让别人来作结论！
在卡扎布会议以后，我只见过安格尔顿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华盛顿。安格尔顿知道自己将被迫离开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威廉·科尔比决心把他赶出去。几年来在管理东南亚反情报工作的问题上，安格尔顿一直在同科尔比吵闹不休。现在科尔比当了局长，除掉安格尔顿的机会就来了，而且《纽约时报》又登载了一条传说，指责安格尔顿是国内邮件检查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几天之内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高级职员一起辞了职。
那次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在发脾气。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道：“两百年的反情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情报局就陷进了参议院汇报会和检举揭发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们开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他们情报部门过去的调查和指控进行了调查。我们简直成了现代贱民——被人敌视、怀疑和追击。
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国外事态的发展，特别害怕国外揭发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报部门有关。他们意识到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准备鼓励这种国外事态的发展。这时，史蒂芬·德·莫布雷也作出了最后决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吕艾塔。朱吕艾塔在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时，曾是他的私人秘书。莫布雷简要地向他谈了自己担心军情五处已被渗透的想法，另外他还说，他真为军情五处的任免制度担忧。朱吕艾塔建议他去找新内阁大臣约翰·亨特爵士。德·莫布雷告诉莫里斯，他已经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去唐宁街十号找亨特爵士了。
“该死的德·莫布雷在干什么？”一天上午汉利吼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该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们了。他怎么能不问我一声就让手下的人大摇大摆地到唐宁街去出我们的丑呢……太过分了！”
我告诉汉利这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德·莫布雷是下了决心要越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头头而另寻一条门路，值得庆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宁街十号而不是议院。
结果是按照传统的规定进行一次复查。开始时总以为有什么新发现，但复查结束以后你就会发现，所得到的结果正是组织者所设计的。前内阁大臣特伦德勋爵奉命主持这次调查。他将拥有所有文件，并有足够的时间在两种信仰中作出判断。
一九七四年底，特伦德第一次出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有一间办公室，一只保险柜和一名秘书，独自在六楼上办公。过了几个星期，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学研究员，仪表堂堂，他那宽宽的前额和银灰色的头发，常常给人一种美感。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要着手进行工作，研究一番并去拜访一些人。最后再找你。”
“流畅”工作小组的十卷档案整齐地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那天上午我们把这些档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这起案件是怎样开始的？”他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这些档案时常常问自己的。这起案件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是从一九四五年布伦特离开时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科夫和古曾科进行联络时开始的呢？也许是在那个结核病患者从中国驶回的船上下来并试图在英国秘密情报部找工作时就开始了？或许晚一些，或许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诉我们内部有间谍的时候？或许是在戈利金谈起处处都有成百上千的间谍的时候？也许是在米切尔案件取得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内部追查间谍，然而却失败了。你又怎样能确定恐惧变为复杂现实的那一时刻呢？然而却确有其事，它就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在那里。
“流畅”档案看起来古怪离奇。这些档案无形中变得鼓鼓的。档案记录了每个秘密情报部门的细节，使我们对每份文件的分发情况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进行了仔细的分类，而且每个嫌疑分子都编有一个代号。在最后一份档案的末尾，是我亲笔签署的那份远近闻名的备忘录，上面列有需要被进行紧急调查的人名。
特伦德不止一次地向我问起拖延处理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难，”我解释说，“当你听说那个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级或者下级是间谍，你也会感到为难。这就是狄克·怀特和弗·琼斯难于同意的……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使用代号的原因，即客观地对待一切，不掺杂任何情感。”
“是这样……”特伦德说。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畅’决议都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并非我个人的意思。我们共有六个人，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这样。”他低声说道。他面对着档案中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阵。
特伦德好像特别对中级间谍有兴趣。他要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对指控进行分类的，并向他解释我们对三十四名嫌疑犯进行编号的系统。
我用了几个小时才把“维诺纳”的前前后后讲清楚。他被有关这种用极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机器来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却收获很少的项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调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诚然，还有许多疑点，但几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约翰逊就是布伦特。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因为电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这是菲尔比所属部门的职权范围；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电文里曾指示克罗托夫把希克斯的报告中的种种推测删掉，只留下部分事实。
“正是我们目标对准的那个家伙。”我大笑起来，而且感到惊诧，对自己仅在纸上见过的人这么熟悉。
“那么约翰逊呢？”特伦德问。
“这还是一个疑点……参考材料就在这里。”——我递给他一页饰有电文色带的“维诺纳”文稿纸——“从中你可以发现约翰逊在国外旅行的时间与布伦特的行迹正好吻合。布伦特是在收到这个电文的那个周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罗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约翰逊的出国计划，我问过布伦特，他肯定至少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