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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邓肯·瓦格会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险箱里和“流畅”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给他。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调查霍利斯的背景情况的全部记录；我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有关中级间谍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资料。仅仅当他接过这些东西时，我才意识到：在那过去的年月里，这些小小的绿色的带有号码锁的箱子曾经是我的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说：“现在都归你了，谢天谢地！”
开头几天，我极少过问K 处七科的事情。邓肯·瓦格和约翰·戴两人也不想让我站在旁边，怕这样会给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和声誉造成损害。我理解他们，我把约翰·戴介绍给了布伦特，并且再一次谈起为什么一九四五年俄国人允许他离开军情五处的整个问题。布伦特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我想如果他们逼迫我的话，也许我会继续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时间。我热爱我的工作，敬重盖伊·利德尔和狄克·怀特。同时我希望还能再搞我的艺术……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
对于是否有人代替他在军情五处的位置这个问题，布伦特提不出什么线索，尽管他知道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给他看了上面有八个匿名的“维诺纳”电文，但他一点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他提供的仅有的零星片断是他和盖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尔一同出席的在改革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午餐会。这很显然是另外的一次碰头会。但是有关盖伊是否实际上进行了联系，布伦特说他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约翰·戴最后审讯了米切尔。他们很满意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如我一直在猜测的那样，矛头又指向了霍利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听到什么消息。 有一天，约翰·戴跑来见我。他带来了K处七科有关高层渗透的第一份报告。报告明确地得出结论说，霍利斯是最大的嫌疑犯，提议立即对他进行调查和审讯。
“过去我一直以为你是捕风捉影。”我读完报告后，约翰·戴说，“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我认为你一直是对的。”
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对我，对琼斯，或是对那个悄然安居在加尔各特的萨默塞特别墅度过他的退休生活的、穿着黑色衣服打高尔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第二十二章
在情报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该多好啊！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该多好啊！他一生清白总比迟迟不下结论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到头来阴影依然存在，并像过去一样浓密，把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以前被D 处三科用来作办公室的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正当A 处二科的技术人员检查装在南奥德利街我们安全楼的话筒时，书桌上的耳机响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天的开始，又一次审讯的开始，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十年闹剧的最后一幕戏。书桌上放着一本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案情摘要， 封面背面印着一个奇怪的词“德拉特”。这是霍利斯的代号，是几年前由B处的代号小组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自由调查。现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从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痛苦。
安妮·奥尔尤因由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在参加K 处七科工作之前就已从译报室晋升为D 处三科的研究官员了。K 处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调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为详细。他们查阅了霍利斯的履历，并向他在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进行了询查和跟踪，另外还查阅了在上海特别处里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证据，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样，成了一个信念的问题。
审讯前几天，我们向霍利斯发了一封白色信件，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最后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当然在制定计划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提出在审讯时期对霍利斯进行连续监视，以防他像布莱克那样在吓破胆的时候同苏联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话——进行联系。琼斯对此却不同意。他没说什么理由，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决心。甚至连汉利也为这件事辩护，他指着弗·琼斯的鼻子说他在这件事上不会被宽恕的。弗·琼斯认为批准审讯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而且这是他违心强加在前任局长身上的最后一个耻辱了。
约翰·戴受命主持审讯，安妮·奥尔尤因和我则监听审讯实况，并及时提供分析。弗·琼斯知道他对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选择；另外，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他应当让别人知道他正在让他的部下处理这个案子。
南奥德利街上的一扇门打开了，霍利斯被带了进去。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问道。他那熟悉的声音在这么多年以后仍是那么坚定。
约翰·戴开始向他解释审讯程序。
“这个我很熟悉……但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我试图想像南奥德利街的情景。我看到霍利斯在那里，坐得笔直，我甚至想他正怀念他的地位。当然铅笔是必要的，可他还会无缘无故地傻笑吗？他不感到受了侮辱吗？我心里在猜测。或者他会感到害怕？我对此有点不信。我从不把情感同他联系在一起，我还想起他经常对我说的一些话。
“彼得，你对这件事太动感情了。”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动。
约翰·戴开始汇报霍利斯工作经历和早期生活中的日常细节。霍利斯知道这套程序，他想抢在汇报之前说话。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稍慢一些。”约翰·戴说。
霍利斯有点恼火。
“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说这的确有点枯燥。在我的履历表上你们都能看到这些情况。”
但约翰·戴没有被他吓倒。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们最好按程序来。”
霍利斯简要地陈述了他的经历。他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并声称牛津也不是避风港，同样会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我想脱离这一背景，到外面干一番事业。我唯一的野心就是玩高尔夫球，可是我早在牛津时就意识到在高尔夫球这行里，我不会有什么起色，所以我决定去四处旅游。”
远东深深地吸引着他。原先他想同朋友莫里斯·理查森一起去，但后来这个计划落空了。回想起来，霍利斯说他还是高兴的。因为他与理查森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情趣，不可能成为一对好旅伴。
他迷恋中国，当然在那里他遇到了古怪的左翼分子，那也很正常。大家都知道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左翼分子，在牛津也一样，他同莫里斯·理查森和克劳德·科伯恩很好，这两个人是粉红色人物。
他说他经常生病。这个时期，他一直患有肺结核，最后他不得不重返欧洲。他是从莫斯科回国的。
“我想看看那里是个什么样子。那个地方真可怕，肮脏，压抑。人们脸上没有笑容，而知识分子却对莫斯科大吹大擂，我很讨厌。”
“你在那里遇到过什么人吗？”约翰·戴问。
“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遇到过人，在其它地方却没有。见到苏联人与在其它国家见到的人们，如中国人，不一样。”
午饭时，安妮·奥尔尤因、约翰·戴、琼斯和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后碰了头。霍利斯一直镇定自若，对答如流。
“如果这样下去，他会把自己的罪过洗刷得干干净净。”安妮·奥尔尤因说。
午饭后，我们就他的回国问题继续进行了审讯，突然，他失去了常态。虽然他的语气仍然那么坚定，但所有的细节却没有了。他记不起他曾住在什么地方，曾遇见过什么人，曾制定过什么计划，然而在我们的案情摘要里都载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例如他曾住在军情六处的老一辈官员阿尔奇·莱尔的隔壁；莱尔曾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他俩肯定见过多次，但霍利斯完全记不起他。在以后的一个多小时里，霍利斯结结巴巴，直到他谈起战前参加军情五处以后的经历才恢复了常态。突然间，他又有了精确的记忆。
那天晚上，审讯小组又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碰了头，对白天的审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那空白的一年他干了什么？”我问。
弗·琼斯把烟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烦。
“你们全弄错了，”他说。
他告诉我们霍利斯从中国回来以后，情况糟透了——他的身体极差而且没有工作，没有前途。琼斯似乎没想到这些情况会使霍利斯更加难于被军情五处录用。霍利斯四处游荡，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记的一段经历。因此，琼斯说，他记不起住在什么地方并不奇怪。
“起初他申请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这种动机就有些古怪。”我说。我很认真，但听起来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琼斯生气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刹住话头，“还有一次审讯。”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里。
“我们开始吗？”霍利斯傲慢地问道。约翰·戴却一言不发，静静地等着。这是个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识到这次不是由他来负责审讯。
戴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审讯。
“我还要问问你有关克劳德·科伯恩的档案……”
这个问题曾在头一天上午提过。霍利斯主动谈了他在牛津时同科伯恩的友谊。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科伯恩的档案里提及这一事实；按规定任何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处理朋友档案时都应该这样做。霍利斯避实就虚地回答道，当时并没有明确要求非要在档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