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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敦促狄克改变主意。埃利斯已经供认，这个事实看起来根本没有触动他的思想。对他来说，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对调查的气候有了转变。我急切地想使“流畅”的某些结论在两个情报机构内部得到更广泛地传播。我确信，这是我们能够重新统一意见，继续工作的唯一办法。在当时，人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案件。在他们眼里，我们的活动就好像盲目的麦卡锡主义。D 处三科成了如此庞大的部门，包括了“流畅”和D 处三科对三十年代的研究课题。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级官员对它在取得人力物力来源的优先地位产生了不满。因为他们无从判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不满日益增长，他们指责我怀疑每一个人。如果这种攻击是公开的，琼斯则出面为我辩护。有一次他转过身来对攻击我的人说：“彼得的工作就是怀疑。”像安格尔顿一样，我意识到我的仇敌正在成倍地增长着。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在当了多年的猎手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猎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宁代尔文官学院举行的由军情五处高级官员参加的年会上，积聚起来的怨忿终于爆发了。许多官员对我，对D 处一科（调查）的有关人员，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发起了凶猛的攻击。他们质问，D 处三科干过点什么好事？他们说怀疑的空气破坏了同事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他们说无辜的人在受苦。
“谁是无辜的人？”我说，“那是撒谎。谁？你们说出名字来！”
我的手脚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说多了，又不能说少了。我只得强调我们所做的有关案子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琼斯亲自批准的，以此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对他们把追查渗透问题的历史过程解释清楚，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
后来，我吁请琼斯根据“流畅”的估计发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级情报官散发的纲要，其内容是：大战以来对渗透问题不断发生的指控；将这些指控和某个已知间谍（无论他在哪里）对号；指出至今仍有大量无法解释的指控。琼斯甚至连想都不想就把它否决了。
“如果我这样做，彼得，”他说，“那会毁掉我们的，我们将再也不能恢复了。”
“但是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伦特是间谍。如果不告诉他们某些事情，他们又怎么能够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说，“没有人知道还更好些。”
“可是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我问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来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听录音，看工作档案。但是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这又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课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靠谎言过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对它，否则你也无法去干这个工作。 应该向人们说明情况， 解释清楚我们的工作来由。对他们说：‘瞧，有这么多缺口，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琼斯根本听不进去。他有时会像这样固执，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这一次确实无法通融。
最后我问他：“那我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敌意，我怎么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琼斯突然变得冷酷：“这就是你坐在那里评判别人的是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汉利的问题澄清后，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的处长。自从上一年那件伤感情的事件之后，汉利和我几乎不说话。他虽然从没说起过，但是我能看出他为我作出调查他的决定而责怪我。他一上台就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起初是公开地给我难堪。
“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 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 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 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 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 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 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 处三科。他对我说，D 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他正计划全面改组D 处，无论如何，他要我当他的有关此项工作的私人顾问。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触处里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来所熟悉的情况给予他指导。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D 处。正如狄克·怀特找我谈话时所约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会被调来调去，每过一年，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D 处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个案子和卷宗，汉利的提议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渗透的问题仍然还悬在那儿。
我说道：“谁来继续干这工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再滑过去了。否则，其它拖下来的未结案件会堆积起来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正式的机制来通盘考虑内部渗透问题。六十年代的问题是局里没有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有关渗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临时性的处理。“流畅”没有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交由D 处一科（调查）来做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发生在情报部门外部的渗透。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正式机制，才导致了局里出现指责“盖世太保”的情况。人们认为我们是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调查活动，在军情五处这样一个等级意识浓厚的机构中，这自然是个大问题。有一个适当的部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就会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这项工作的。换句话说，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了解到，要使高层渗透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有让新人来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课题变得和某些个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们被看成是心怀恶意的偏执狂，除了认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释。我竭力游说汉利和琼斯，说服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在给这个部门配备的人员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关的人，也不要与十年间的可怕事件有关的人。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 处变成了K 处，K 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 处一科（调查）和老D 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 处一科和K 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 处三科，是从原D 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 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 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 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 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 处三科负责。
邓肯·瓦格是K 处七科的第一任科长。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一个敏锐的、头脑冷静的官员。他善于辞令，一旦他想法形成，总能辩得让人对他的建议心悦诚服。在十年前他在听了霍顿妻子的怨诉后为霍顿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错误而使事业受挫，但是靠了踏实艰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辖属的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组里的工作，他赢得了重要机会，即这次到K 处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戴的刚强的前海军军官。我极力提议，在此以前曾同渗透问题有牵连的人一律不得在K 处七科工作。
我和邓肯·瓦格会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险箱里和“流畅”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给他。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调查霍利斯的背景情况的全部记录；我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有关中级间谍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