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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久才能用上这种装置？”卡明问。
肯普和我跟他解释说，为了保证质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时间来生产这种东西。
肯普对卡明说：“马尔科姆，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场地，或许还得安排一个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产品样品，不过事后你得设法搞到资金……”
“啊，我们不可能出钱的，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说，“财政部绝不会同意扩大秘密拨款。”
肯普扬起眉头。显然卡明不止一次地为经费问题争论，他总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设备。
“可是，”我斗胆插了话，“如果政府真有心要为军情五处和六处置些技术设施的话，那就得公开拨款。”
“你所建议的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卡明摇着头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着我看，仿佛他有了什么新点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去跟海军部联系，让他们在公开拨款中给我们一点儿援助，或许……”
这是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处理情报部门筹集资金问题的开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情报部门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改造，只得求助于军事部门。军事部门实际上是很不情愿这样做的，于是变得非常不耐烦。我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之所以很外行，这是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开始说服英国海军部承担研究这种新型话筒的经费。我紧急求见布伦德里特的继任者、海军科学局局长威廉·库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长而结实，有一头红发和一双明察秋毫的蓝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个出类拔萃的组织者，主意不少。战后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蓝带计划”模型。这个项目后来由于物资部首席科学家本·洛克斯皮泽的良心受到了谴责而被取消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克本人也对核武器的研制产生怀疑，尽管这是出于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他认为英国生产原子弹是很轻率匆忙的。他担忧，随着现代火箭技术的发展，海军会失去它应有的优势。我猜想，他或许还意识到，面对美国和俄国日益增长的优势，我们还热衷于搞原子弹，似乎有点荒谬可笑。顺便提一句，五十年代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我对库克说，这种新型话筒对情报工作也许会有预料不到的价值。如果海军部同意资助这个项目，那么以后它将使海军受益匪浅。我如此坦率地直述理由，使他会心地笑了。会面结束时，他同意从他的人马中抽调六人，并投资在马尔科尼公司建造一个专门的实验室，以便开展工作。
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搞出了样品，代号“森林之神”。肯普和我来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的前门。休·温特博恩在那里迎接我们。他带着我们到了六楼的一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把我们介绍给一个高个头的驼背男人。这人穿着一件细条纹西装，笑起来时，脸上的肌肉会失去对称。
“我叫罗杰·霍利斯。”他说着从书案后面站了起来，生硬地和我握手。“局长恐怕今天不能来看了，所以临时由我这个副手代表他出席。”
霍利斯没有同我们闲扯寒暄。他的办公桌上空无一物，证明了他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人。我不敢耽搁，立即把装置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是操作“森林之神”的无线电设备，还有两副天线，外表看上去像普通的雨伞。两副天线打开来，就可以进行接收和发射。
我们把“森林之神”装在军情五处在南奥德利街的一套公寓里，把天线装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试验开始了，一切正常。我们听到了那边公寓里的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
在试验进行的过程当中，霍利斯赞不绝口地说：“彼得，太棒了，这简直是一种奇幻的魔术。”
卡明在背后嗤嗤地促笑着。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军情五处的官员们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把他们自己禁铜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这个“世外桃源”里，很少体验过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胜利喜悦。霍利斯从书案后面又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发了一通官话。他说，这是五处多么了不起的一天，说这正是布伦德里特组建他的班子所梦寐以求的。他讲这番话时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仿佛我们这些仆人为他在玫瑰园里找到了丢失的钻石冠冕一样。
“森林之神”不负众望，果然非常成功。美国人迫不及待地定购了十二套，并厚着脸皮复制了图纸，自己又造了二十多套。整个五十年代，“森林之神”作为获取机密情报的最佳工具之一，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被广泛使用，直到新的仪器取代了它。而就我个人而言，“森林之神”的研制成功，奠定了我在军情五处的科学家地位。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来找我，向我咨询日益增多的技术问题。
我仍然同卡明交往，渐渐也知道了他那个部门——A 处的结构情况。他管了四个科：一科为军情五处提供物资，从话筒到撬锁的扳子都有；二科是技术科，里面有许多像休·温特博恩那样的人才，他们使用一科提供的物资；三科负责同特别处的警察取得联系；四科是一个正在扩大的监视中心，负责跟踪伦敦各大街上的各国外交人员和其他外国人。
卡明在技术问题上是个低能儿。他认为A 处应当管科学，而不是用科学来管理A 处。因此，这个处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严重缺少现代化设施，这本来早就应该实行的。
在我们讨论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富有成果的。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涉及到一个我无法向军情五处提出咨询意见的领域，除非卡明和温特博恩完全信任我。譬如，温特博恩常常问我是否对电话窃听方面有什么设想。我坦率地告诉他，如果我不知道他们目前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
“啊，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领域属于绝密，我想我们还是别谈这种事为好。”卡明总会不耐烦地敲着桌子说，温特博恩对此非常恼怒。
监视方面也是同样的。五十年代，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监视和跟踪伦敦大街上日益增多的俄国人。
“你有没有什么新招，彼得？”卡明问我，仿佛我的上衣口袋里藏有什么锦囊妙计似的。我建议说，至少得让我亲自看一看监视中心的操作规模。卡明说他尽力设法为我作一次安排，可后来他什么设法也没有。
尽管困难重重，军情五处仍然发现我对他们有用。一九五四年那阵子，我每星期几乎要花两个整天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忙乎一天，我刚开完一个很长的会议后，卡明邀我到他的俱乐部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再从帕尔市场走进“I．O．俱乐部”，卡明一路上摆弄着他那把习惯于带在身边的雨伞。
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此刻，我才发现，尽管我和卡明打了五年的交道，可像这样的社交活动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回。卡明身材矮小，并且没有多少天赋，可他对军情五处却是忠心耿耿的。就像约翰·巴肯的小说里描写的警察一样，他可能会把英雄当成坏蛋去追捕。他当过步枪旅的军官，符合军情五处悠久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该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他和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有点沾亲。我刚认识他时，他就有意识地让我知道这个背景情况。英国安全局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也是卡明弄进来的。二十年代，卡明和怀特曾在一起带着一群孩子去野外露营，怀特很不安心当一名学校的教师，卡明说服他申请加入军情五处。怀特进了五处以后果然脱颖而出，成了一名才能超群、判断力准确的情报官员，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引荐人。怀特为了报恩，在五十年代对卡明特别照顾。
卡明很富有，这是他应有的。他在苏塞克斯拥有一座大庄园。在乡间，他是个绅士；到了城里，便是间谍。这种行当很适合他这种内向的小伙子性格。其实，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整理军情五处的公文和其他例行公事上。那些在战时从高等学府里被选派进情报部门的佼佼者，与卡明的关系不是很好。但卡明有一方面的才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他有一张十分复杂的交际网，他在俱乐部有许多老朋友。他的关系形形色色，稀奇古怪。如果军情五处需要一个讲中国话的独脚洗衣女工，卡明也能找来。A 处的处长位子空缺了，卡明自然是填补这个空位子的首选人。
卡明要了鹈鹕蛋，并问了我一些个人生活经历的情况。吃饭时，他漫不经心地听着我的谈话。饭后他要了两杯白兰地，这才把他请客吃饭的目的托了出来。
“我想问你，彼得，你觉得我这个处的情况怎样，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对他的提问是有思想准备的，决定借此机会来讲明我的心里话。
“不会有多大的起色，除非你任用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科学家，并放手让他工作。”
白兰地送上来时，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你得让他有机会接触办案人员，帮助他们进行规划和分析进展情况。”
卡明举起酒杯，轻轻地晃动着杯里的酒。
“是的，”他同意说，“我们也想这么干，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琼斯很想来干，可如果我们让他进来，他第二天就会要求独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