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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
仅仅几个月时间，我父亲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整天酗酒，无力资助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了。由于我的年龄较大，而且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当然要让我辍学。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病魔的阴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使我完全哑然无语。一个短短的暑假，我便从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前景渺茫的青年。
让我辍学的决定以及它对我的健康造成的后果，使我父亲感到万分内疚，他更加厉害地酗酒。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规劝和安慰他，可总是事与愿违，以致渐渐感到束手无策，孤立无援。我们家仅有的一些来客，就是那些被请来制止父亲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失态的护士。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答很简单。一九三二年，我十五岁，没有什么资历，需要工作。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待聘启事。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利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阿奇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想把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基地，专门培养从伦敦贫民窟来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将来能当上各农场的管理人员。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她决定放弃这一念头，打算写一部反映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生活的书。白天她写书，我照管农场；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毕，她便让我坐下来为她大声朗读她在白天写的东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渐渐痊愈。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了，书的名字叫《高原家织》，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土地税，我们因付不起这笔土地税，被地主赶出了农场。我们只得搬到康沃尔郡的一个农场去，那里地租要便宜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一名专门研究食品生产工艺的农业科学家，但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断，无法获得资格申请奖学金。三十年代还不时兴赠款。后来玛格丽特给了一点帮助，我靠着自己在贩卖猪崽生意上的小聪明，以及家里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院长有点关系，好容易才凑到了足够的钱去农业经济学院学习。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罗易丝结了婚。这时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沸沸扬扬，我们和其他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怀着一种好景不长的预感，似乎免不了要过那种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弥补过去六年中由于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损失。在母亲的鼓动下，他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工作，不过只当了一名顾问。我想，大概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为国效力，便迫不及待地与在海军科学局的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取得了联系。布伦德里特坦率地告诉他，由于他的贪杯，名声很坏，要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伦德里特让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试用一段时间。父亲答应了。我十分钦佩父亲的献身精神，他放弃了在马尔科尼公司当顾问的收入的一半，心计情愿地在实验台前与那些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从不在乎自己曾经是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他是急于赎回过去失去的一切，坚信战争要爆发，人人都有责任为国尽职尽力。
父亲由于在观察太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又发达起来。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负责“Y ”监听的技术发展工作。“Y ”监听就是对德国通讯进行战术上的监听。后来他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伟大的游戏”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每天工作之余，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次日参考。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我常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农业经济学院停课了。我的指导老师斯科特·沃森成了农业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带着大部分的教职员接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国家准备食品供给。这时，我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个未能为战争中的国家贡献力量的人。我弟弟进了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监听员（她后来在信号情报处和琼斯一起工作，以后与电子研究实验室主任罗伯特·萨顿结了婚）。我给布伦德里特写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国海军部为我找份差事。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来电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布伦德里特早在好几年前就认识我。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农场主，曾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弗里西亚良种牛。他对我在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那段经历很感兴趣。他问我能在海军部干些什么。我向他解释说，我连续几年观察过我父亲干的工作，在电子技术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与大学里的本科生相比。仅仅只用了十分钟，他就答应我在下个星期到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
我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所属的小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负责。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个细高个子，一头髦曲蓬乱的黑发，一刻不停地抽烟斗。他干起活来，就像疯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组织了一批精明强干的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周围，包括梅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克。由于我的资历很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我拼命学习。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我们汉普顿威克城的公寓里的厨房桌边，通宵达旦地学习高等物理学，德国飞机的炸弹就在公寓周围轰鸣。巴特沃思常常鼓励我。他的弱点也正是他的最大潜力所在：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让别人去夸夸其谈。战争结束时，他的才华和他无声无息从事的一切所得到的报酬，仅是一枚毫无价值的帝国勋章。
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海边的浅水域里布下了成千上万颗磁性水雷。希特勒坚信，这些水雷可使英国军队的大撤退无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国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极向下的磁场才会爆炸，他建议我们的船舰的磁场改为磁南极向下，这样，我们的船舰遇到水雷时就可以自动排开它。于是英国海军部又着手搞了一项庞大的磁场转换工程，所有要去敦刻尔克的船舰，都要进行这种磁场转换。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艘船只遭到水雷的破坏。
在战争的动乱中，除了让青年人充分开动脑筋，别无选择。敦颠尔克大撤退以后，我和另外一个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雷·戈斯基奉命为“威尔士亲王号”战舰消磁。这艘战舰停泊在罗塞斯的干船坞里，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务是送温斯顿·丘吉尔去出席大西洋会议，与罗斯福会晤。它是由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造船厂建造的。其磁场是在船身周围，而不是从船头到船尾。原来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出海，是极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个临时的简易系统来消除横跨舰体中心线的磁场。用一个巨大的线圈，把舰体绕起来，然后把它接在潜艇的电瓶上充电，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磁场以抵消船上原来的磁场。这项工作花了好几天时间，动用了舰上的所有人员。我们在罗塞斯干船坞里看见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们的指令一致行动，尽管我们俩只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战争期间的科学往往就是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你认为怎么干最好，你就怎么干。战争的紧迫感不允许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准备工作，要是那样的话，也许起步就迟了。战争铸造了我以后处理技术情报的能力，教会我懂得了“因陋就简”的价值，同时让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员听从那些讲究实际和创造性科学的年青人的指挥，工作效率将会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战争结束时，这种态度完全消失了，各色各样的委员会，伸出他们死神般的手，把这种生机扼杀并抛出了英国。
一九四二年，我开始研制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