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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译密码的方法获得的线索，使许多案件都得到了解决。现已查明，麦克莱恩就是偷阅丘吉尔电报的间谍之一，克劳斯·富克斯和罗森堡夫妇是核间谍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把破译密码本的地理线索和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长期的行动进行了对比，发觉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乘哈里曼飞机的间谍。但是我们在反情报和密码破译上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查出大部分化名。
英国的情况同样糟糕。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美国战时和战后一直在跟踪往返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而英国丘吉尔却在战时同盟时期曾命令停止一切反苏情报工作，政府通讯总部也是到战后才重新跟踪苏联通讯的。因此，英国所获得的通讯少得可怜，而且仅仅只破译过一次，那就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对克格勃莫斯科至伦敦的波道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破译工作。
在通讯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发给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克格勃官员鲍里斯·克罗托夫的电文。克罗托夫专门负责指挥高级间谍。这些电文发来的时候，苏联在西方的情报机构正在遭受某种危机。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年轻格鲁乌密码员伊戈尔·古曾科刚刚带了大量的资料叛逃西方国家，并向加拿大和美国揭发了苏联安插在这两国的间谍。古曾科还向英国揭发了一个名叫艾伦·纳恩·梅的核间谍。莫斯科中心发给克罗托夫的大部分电文都是些命令，告诉他怎样对付下级。这些电文里共提到八个化名，其中三个是斯坦利、希克斯和约翰逊组成的间谍网，两个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戴维和罗莎，此外还有三个。周末，莫斯科和这八个间谍的通讯全部中断，以后多用见面的方式来联系，除了特殊情况，通讯每月进行一次。
在我刚刚接触“维诺纳”的时候，我曾有幸看到通讯总部复制的莫斯科至伦敦的克格勃波道的通讯记录。通讯总部每次破译了电文中的几个新密码以后，就对电文进行复制，并在复制件上盖上“绝密影印维诺纳”字样的图章，注明发报人和收报人、发报日期和时间、波道和方位（例如克格勃莫斯科八仑敦）、电文级别（平电还是急电）等项目，分发给少数的高级官员审阅。下面就是类似的一份电文：
电文
你们 74689和 02985 47199 67789 88005 62971的来电关于拼法希克斯拼法完55557 81045 10835 68971 71129目前要格外谨慎 56690 12748 92640 00471拼法斯坦利拼法完 37106 72885每月一次直到进一步通知。
发报人签名
（这是一份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文，也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挑战。）
“维诺纳”所提供的机密是很可怕的；因为它很不完整。破译的电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八个化名都是重要间谍，苏联人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对这八个间谍和克罗托夫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苏联人知道我们发现了克罗托夫在指挥这些间谍。但是电文却无法帮助我们认出这几名间谍。通讯总部只送发经过他们核对的电报译文，其中包括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文。他们送发译文时往往附有一页写有对电文中的奇怪词组进行猜测的译文草稿，这些古怪词汇无法进行核对。由于破译的词组不断增加，电文需要重新印发，因此，一份电文往往会重复出现多次。
斯坦利，我们肯定他是菲尔比。戈利金曾听说过斯坦利这个代号。戈利金说菲尔比与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关，然而我们却没能在电讯中找到证据。希克斯几乎肯定就是伯吉斯，电讯中不仅提到间谍网，而且还模糊地提到希克斯的脾气。约翰逊大概是布伦特，但电讯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其他五名间谍仍然是个谜。我们可以排除麦克莱恩的嫌疑，因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华盛顿。显然这些发现对我们调查米切尔有很大帮助。这五个化名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藏在军情五处。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电文的破译部分，心里非常着急，我一筹莫展。记得我曾怀疑过，军情五处的高级负责人在我们破译电讯以后十几年里，每晚是怎样入睡的。
最奇怪的是，一九五四年“维诺纳”在大西洋两岸停止了。密码分析工作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得到了初步发展，由于经受了种种曲折，后来的进展缓慢，现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人工“吻合”已经达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极限。而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维诺纳”推向新的发展高度。“维诺纳”陷于停止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九四八年苏联人对他们在世界各地使用的密码程序进行了更改，并取消了所有复制的密码本。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次“维诺纳”行动由于这些变更而遭受了损失。在这以前，澳大利亚的“维诺纳”行动是非常成功的，甚至连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得依靠他们的行动来收集苏联人的电文。澳大利亚人当时并不知道英美两国在搞“维诺纳”行动，那是事后英国人才告诉他们的。只是在苏联间谍的渗透不断扩展时，尤其是影响到外交部时，我们才把获得的情报用摘要的方式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不久，在军情五处的帮助下，澳大利亚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我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才知道苏联改变密码的原因。原来破译苏联密码的事走漏了风声，泄密者就是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的青年职员威廉·韦斯班德。韦斯班德其实并不知道苏联人的损失，直到一九四九年菲尔比参与这项工作时，苏联人才了解他们损失惨重。霍利斯是在一九四八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后来他去澳大利亚帮助他们成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他刚刚回国，澳大利亚的“吻合”就停止了，苏联人虽然可以取消复制的一次性密码本，但却无法阻止我们对他们一九四八年以前的电文进行研究。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调驻华盛顿，这使苏联人得以监视我们破译工作的进展情况。苏联人知道我们在“维诺纳”泄密后，迟早要解决寻找更多的“吻合”信号所存在的各种技术上的困难。一九五四年，“维诺纳”基本上停止了。
几年以后， 我安排梅雷迪斯·加德纳访问英国， 并请他帮我们在英国继续搞“维诺纳”行动。加德纳是个不爱说话的书呆子，根本不知道其他密码分析员都怕他。他常常向我谈起他在自己办公室里是如何进行“吻合”工作的，并告诉我有个名叫菲尔比的抽烟斗的英国年轻人经常在他工作时拜访他，并从肩膀后偷看他的工作，然后对他大大赞扬一番。六十年代末，加德纳变得非常失望，他敏感地察觉到我们正在利用他的破译密码从事数学以外的工作，对此，他很恼火。
“我从来不想让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烦。”他常常说。在他发现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进了电梯以后，大为震惊。他和我一样认为罗森堡夫妇虽然犯有严重罪行，但仍应宽大处理。在加德纳的眼中，“维诺纳”是件艺术品，不应让残酷的麦卡锡主义来玷污它。但在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中有少数官员却把破译密码的成功看作是冷战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强化了反间谍调查，而这种强化则在我们首次破译苏联密码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贯穿于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因为虽然西方政治首脑真心实意向苏联伸出友谊之手，而苏联却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进行间谍活动。例如在九月的那个星期里，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国发射了大量的电讯，详细指示怎样把盟国战俘押送苏联，因为这些战俘都曾反对过苏联，如哥萨克人等。许多电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将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单。我看到这些电文时，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报人员一定非常震惊：一九四五年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实现，只不过是把德国的集中营变成苏联的古拉格罢了。
一九五九年，“维诺纳”行动又再次复活了。政府通讯总部发现瑞典讯号情报局截听并储存了大量战时通讯，其中有大战初期苏联格鲁乌与伦敦之间的来往电文。通讯总部说服了瑞典人放弃中立，把这些材料送给英国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瑞典有一份代号为“搭扣”的材料，于是我们把阿瑟调回D 处一科。阿瑟是军情五处里有“维诺纳”直接经验的官员之一，他曾在调查富克斯和麦克莱恩案件时参与过“维诺纳”工作。
我们对“搭扣”材料寄予很大的期望，试图通过这份材料获得更多情报，破泽尚未查出的化名。我们想以此推动“维诺纳”行动的进展。另外，这份材料还能为密码本提供更多的词组，扩大我们对现有“维诺纳”电讯的破译范围。自从有了能力强大的新电子计算机以后，恢复整个行动的意义就更大了（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努力会付诸东流）。由于阿瑟的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我们“维诺纳”行动的步伐不断加快了。
其实“搭扣”材料中有关英国情报的部分并不重要。这些情报大部分是苏联格鲁乌官员关于在英国各地遭受空袭破坏的报告和对英国军事力量的估计。材料中有几十个化名，其中有些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早已死亡。例如有一个名叫霍尔丹的间谍，曾在海军部的哈斯拉潜水艇试验站研究深潜技术。他的任务是通过英国共产党向苏联格鲁乌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