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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对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发生冲突期间，对印尼大使馆也采取过同样的行动，在整个冲突期间破译了印尼的密码。
对于军情六处来说，最令人难忘的无线电截听行动是针对俄国巡洋舰“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行动。尽管上次用“巨型炸弹”克拉布在朴茨茅斯没有成功，但军情六处仍然有决心侦察这艘军舰。一九五九年，这艘舰要到斯德哥尔摩的船坞里去修理，军情六处知道瑞典信号情报局计划对它采取行动。军情六处驻当地分站的站长向瑞典人建议，说英国愿意提供先进的技术进行援助。瑞典信号情报局在名义上保持中立，其实它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保持着非正式的秘密关系，因此对英国主动提供帮助，瑞典倒是感激不尽。
我在一九五九年去了斯德哥尔摩， 布置对“奥尔忠尼启则号” 的密码机采取“咽吞”行动的计划。我伪装成瑞典工程师，在夜深人静时分，由两个身强力壮的信号情报局的技术员陪同来到船坞，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通讯总部的两个人。我们躲在“奥尔忠尼启则号”对面的仓库里。“咽吞”设备早已被送到楼上的工作室里，我们爬到工作室，蟋伏在这间小屋里整整五天。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仓库的屋顶是波形的铁皮做的，我们在里面热得差点儿中暑，幸好冰箱里放有一些浓度极高的贮藏啤酒，才使我们感到一丝欣慰。我们虽然收听到了一些密码噪声，但却始终未能破译这些密码，可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就像骑警队一样，”军情六处的代表帕特·奥汉朗满脸堆笑地在后来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会议上喊了起来，“我们能搞到我们所要的人。”
技术侦察的成果不断增加， 在这些技术侦察基础上进行的行动也有所扩大，“筏夫”和“咽吞”行动的规模也明显地膨胀起来。一九六0 年，由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成立了，主要任务是协调工作。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有时在切尔特南开，有时则是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开。尽管雷·弗劳利自告奋勇出来主持日常事务工作，而且不久就在委员会里握住了统治大权，但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雷·弗劳利是通讯总部的官员，他朝气蓬勃，严格要求自己，具有管理的天赋，不像他的一些在切尔特南的同事那样心胸狭窄。他主管文件工作，并为各种行动的负责人提供技术资源和工作人员。此外，他还负责从主管大臣那里接收极为重要的批示。
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是英国情报界在战后最为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六十年代末出现了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委员会在这十年当中为通讯总部的密码分析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扫清了隔离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障碍。英国情报界又开始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在开展工作，因此比从前更加成功。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进展。我加入军情五处时，科学研究的主要讲坛是科尔莫尔委员会。军情六处每年都要从秘密世界以外邀请十几位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在卡尔顿阶梯大厦的一间保密会议室里开一次会。军情六处请这些人吃一顿非常考究的午餐作为回报，希望这些显赫的人物能作为秘密部门的非正式的科学顾问，来为他们提供指导，出出主意并建立联系。我第一次参加科尔莫尔委员会的会议时，立即就发现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上午的讨论会很松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优质的红葡萄酒以后，委员会里几乎就没有人对复杂的科学问题还有什么心思了。一天的劳累过去了，彼得·狄克逊领着大家到城里又来一顿夜宵。到夜深时，又让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总会俱乐部去。如果说得文明一些，那么在这里表演的节目可被称为“黄色歌舞”。我永远也忘不掉狄克·怀特那张难看的脸，他向桌子周围那些喝得脸红筋胀的雅士们强装着笑颜。他和我一样，感到这种办法是不能解决军情五处所面临的深刻的科学问题的。
科尔莫尔委员会作为一个大造舆论的机构还是有点用处的。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军情五处需要制定一个彻底的室内研究计划，这就需要适当的人力和财力。财政部大笔一挥，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武器研究中，可对秘密部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小数目拨款还要抵制，这令我感到荒谬之极。
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军情五处不久，又去找了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请求他帮助我得到必要的资金。他对此表示同情。他建议我先对克格勃目前的科技进步状况作一个彻底的调查，然后写一篇报告，概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存有缺陷的领域，这样我的申请才会有可能被批准。
我去找了军情六处的同行，H 处技术一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我决定对所有德国科学家的汇报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被迫去苏联，在苏联政府实验室里工作了若干年，以此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这些科学家就是那些被人们所知的“归来的龙”。他们的汇报提供了许多关于苏联火箭、喷气式飞机以及核研究的状况情报，而这些领域正是俄国人急于求成的领域。
我走访了国防科学情报所，向斯特朗将军询问了我是否可以对这些文件进行研究。我被带到诺森伯兰德大街的一间房子里，那里存放着关于“归来的龙”的所有材料。这些几十本上百本的材料上布满了灰尘。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以便供自己使用。这简直令人惊叹不已。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龙”的材料进行了分类，不久便清楚了。有许多“龙”科学家被详细地指示去为克格勃所控制的莫斯科郊外的实验室搞技术情报工作。我把我想要会晤的“龙”科学家的姓名拟成一张名单，过去那些汇报大多数是由英国和美国的一般军事人员主持，他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在收集情报方面非常无知，我肯定我能从这些科学家身上得到更多的情报。
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国，军情五处驻德国的高级代表彼得·多梅森来接我，他在汉诺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国军事情报总部为我的会晤作了安排。五十年代时，大多数情报官员都喜欢德国，那里是前线，工作自由而轻松。可多梅森对柏林日益加深的紧张局面感到厌恶，他坚信俄国人不久就会企图吞并西柏林。
会晤进行得很困难，许多科学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国和美国讨好。我尽量提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明显地是在迎合我。并不否认，他们在莫斯科被监禁期间受了许多折磨，他们的许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哪一边工作，这也是不可能被忘记的。
在首次会晤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人就是研制“那玩艺儿”的，也就是美国人一九五0 年在美国驻苏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国徽里发现的“那玩艺儿”。我很高兴，他所谈的“那玩艺儿”的工作方法，与我那天在马尔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动房里所预测的一模一样。可当我再次询问他时，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军情五处真是被沮丧所缠绕着。我们知道克格勃已经部署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英国的研究舞台才刚刚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关于“龙”科学家的报告送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审批。布伦德里特积极劝我这样做：如果请求拨款的申请是两个局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更有分量。报告经过会签后，送交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布伦德里特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在委员会里引起了普遍的震动，以前从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为先进的方面描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在报告里证实，克格勃通过“龙”科学家的努力，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电子技术和监视设备方面，包括使用红外线系统，这些使他们在四十年代末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由于布伦德里特的远见卓识，并通过他的专门委员会的努力，技术研究工作便展开了。我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得补充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进一步充实研究计划。我又提交了一个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报告，它被人称为“技术文件”（这是克格勃起的名！）。在这份报告里，我叙述了哪些领域需要取得进步，并强调研制先进的电子技术。作为“龙”文件和“技术文件”的结果，整个情报界的技术研究，尤其是军情五处的技术研究，在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中有了更加优先的地位。不幸的是，委员会对情报部门获得特种资金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们想把我们的需求纳人现行的国防研究计划，以此来作为一种弥补措施。我虽然还得四处乞讨，可至少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一九五八年，正当“技术文件”被列入考虑范围时，霍利斯介绍我跟一个叫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人认识。此人战时在军情五处工作过，并为保证军情五处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因排除炸弹而获得“乔治勋章”）。他与许多官员，尤其是与狄克·怀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和他相识时，他是壳牌石油公司研究部主任，控制着遍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个实验室。当霍利斯告诉他我已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科学家时，罗思柴尔德表示有兴趣见我，并邀我到他在伦敦圣詹姆斯的一套雅致的公寓里去共进晚餐。
再也没有任何人比罗思柴尔德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智力超群的科学家，又是皇家学会会员，精通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