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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装了一系列高灵敏度的话筒，与哈格林密码机保持不同的距离，并在机器背后的墙上安装了一个探测话筒，每只话筒依次接到一台示波仪上，示波仪把记录到的声音转变为图像。贾格尔用一架电影摄像机拍下了示波仪荧光屏上的图像。我打开哈格林密码机的盖子，小心翼翼地重新排放轮子，把旧排列和新排列都作了记录。一串假编的密码信号被机器传送出来，咔啦咔啦地响着。我把结果送到切尔特南，让德纳姆作评价。
我们把电影的胶片冲洗出来，示波仪上的图像非常清晰，足以提供一些关于哈格林密码机排字情况的线索。这些图像至少提供了七个轮子当中的三个的排字情况的依据。我又用了“森林之神”装置作了进一步的试验，其声音灵敏度远远不及那些话筒。轮子转动的声音也能听到，但非常模糊不清。我把结果让信使送到切尔特南。第二天德纳姆打扰频电话来告诉我：
“彼得，效果好极了。”他说。我听得出他很激动，由干扰频电话线路的失真，使他的声音变得近乎发疯。
“音响话筒传出来的声音最理想。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图像弄清两个甚至三个轮子的排字情况。用无线电收听的那个效果不太好。可我想，只要花点时间，我们是可以弄点名堂出来的。”
电话线路在一阵静电干扰中将谈话中断了片刻。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它来行动？”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叫喊。
“一旦得到大臣的批准就可以开始用它行动。”我回答说。
第二天，通讯总部从计划人员当中抽调了一个叫雷·弗劳利的人去了伦敦。弗劳利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讲究实际的人，他起着一种桥梁作用，沟通了亚历山大和德纳姆这种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庞大的通讯总部。他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直接同电子计算机相结合，那些危险的不合理现象将永远被消除。在冷战的严酷岁月里，有这种狂想的人简直就像个稚童。可我们还是成了关系密切的同事，尽管我的内心仍然坚持着非理性主义，相信突发的直觉或灵感可以解决问题。
温特博恩、弗劳利和我刚刚着手策划对埃及采取行动时，我便意识到，最简单的办法也就是最好的办法。我向邮局特别调查组核查，搞到了一整套关于埃及大使馆电话安装情况的材料。有一台电话似乎不在密码室里便在密码室附近。我们决定在那台电话上安装特殊装置，用话筒来截取密码机的声音。邮局弄坏了埃及大使馆里的那部电话，我们等待着埃及人到邮局来请人去修理。我作好了安排，装成工程师，同另一个负责在电话上安装特殊装置人一起去。我想要借此机会观察一下密码室，看看是否有废掉的密码材料丢在周围。
第二天早晨，我到圣保罗去和邮局的人会合，然后，坐着他们的车去埃及大使馆，使馆门口戒备森严，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都有人陪着。密码室在一座配套的建筑物里，哈格林密码机正在里面咔喀作响。三个密码员正忙于操作电传机，处理外交电报。我仔细地观看了是否有多余的废旧密码带，可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非常干净。一个密码员走出来跟陪同我们的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回去把机器关掉，他再次走出来，走到我面前，指着电话机。他不会讲英语，只得打手势，我明白他是要我把电话机移到密码机旁边，这样可以离他的座位近些。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如此之好，便赶忙延伸电话线。我慢慢转过身去，用背对着他，好让另一位同来的工程师把小垫圈放进电话机。那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特殊装置。我把电话机放在那个密码员的写字台上，离哈格林密码机不超过两英尺。那密码员敲着电话机，咧着嘴对我笑着，我也朝向他一笑，可我总感到我们笑的不是一回事。
我离开埃及大使馆后，便急急忙忙地赶回第八楼去监听从那台电话机里传过来的声音。开始时仿佛是一阵电子干扰声，但经过仔细的调谐，哈格林密码机的咔喀声就能够清楚地听到了。军情五处安装了一条特别线路到通讯总部，每天早晨密码员一调整机器，通讯总部的二处就开始计算新的排字情况，直接把密码读出来。这个工作过程被称作“引密码机”。以后，这种用技术监听来窃取密码机情报以及破译密码的新技术的代号就为“咽吞”。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联合行动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埃及人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了四种不同的密码系统，我们采用“咽吞”技术在其他几种密码系统中获得大部分的情报。这次对埃及密码所采取的行动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当时军情六处在提供情报方面作了努力，可还是明显地失败了。按照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所作的指示，军情六处在埃及的情报网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人员全被逮捕。军情六处惟一的贡献是搞了一次企图暗杀纳赛尔的笨拙的行动。
霍利斯正好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到达沸点的时候登上局长这个宝座的，破译埃及密码的行动对他来说真是巧逢时机，使他在上台的头几个月里就获得了坚实的成就。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正是我把这种成就送给了他。
破译埃及密码所得到的最为重要的情报就是埃及和苏联在莫斯科讨论的连续通报。埃及驻莫斯科大使把这些通报的详细情况直接发给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从这个渠道获得的情报使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深信，苏联真的表示它要干预苏伊士运河危机，并站在埃及一边。有一条电讯特别有影响，它详细叙述了苏联外交部长与埃及大使之间的一次会晤。俄国方面在会晤时说，他们打算动员空军同英国对抗。这份电报被直接送到联合情报委员会，并引起了一阵骚动，艾登被迫撤军。由于通讯总部所得到的所有情报都与美国的同行国家安全局分享，因此我敢肯定，这个情报对美国敦促英国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埃及大使馆里安装特殊装置后不久，我们几乎就失去了整个行动。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不断深化，俄国急切地想把埃及置于被保护者的地位上，他们派了一个俄国检查队到埃及驻伦敦大使馆去，看看有没有窃听器或话筒之类的东西。俄国人是很乐意做出这种友好姿态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想趁此机会为自己弄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们设在埃及大使馆入口处的固定观察站在俄国检查组一进大楼时就发现了他们，于是我被叫到八楼去监听他们在密码室的动静。我无可奈何地听到他们进了密码室。他们先检查保险丝盒，然后又用电子仪器探测墙壁和天花板。这些大型探测器好像是金属探测器。一个俄国人拿起电话机，开始旋开底部的螺丝，藏在里面的话筒便发出砰砰的响声。一阵压抑的沉寂后，又出现了电话被重新安装好的声音。温特博恩长长地舒了口气。
当时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发现了特殊装置，如果他们找到了它，就会把它拿掉，可他们没有这么干！俄国是否知道特殊装置这种东西，显然他们的确是知道的，而且对这种事是特别注意的，例如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在埃及大使馆里为何又忽视了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他们不想惊动我们，不想使我们知道他们发现了特殊装置，以便让我们继续使用它。他们毕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莫斯科一伦敦的密码线路把情报传送给在伦敦的埃及人，这样我们就无法破译了。但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人要我们全面理解他们的通讯信号所表示出的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决心，他们并不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在虚张声势。如果让我们通过一种不受指责的途径去获得有关苏联态度的情报，譬如从一条秘密的线路去获取，那将是一种保证我们严肃对待他们这种态度的最佳手段。我从这件事当中首次看到了苏联故意泄漏情报的复杂性。
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后，我又去通讯总部游说，为未来的合作提出了建议。可他们仿佛想使双方的关系又回到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去。通讯总部乐于摘取“咽吞”技术的战果，却不情愿对军情五处增加帮助作为回报。简言之，他们并不反对军情五处为他们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讯总部可以通过截听苏联间谍通讯，在帮助军情五处对抗在英国的俄国间谍网方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俄国情报局一直倾向于“非法地”进行真正敏感的活动，启用一些完全独立于“合法的”大使馆情报官员以外的情报人员。他们这些人用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机与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讯联络。我肯定，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跟踪和测听这些通讯，我们就会有一个突破，并引导我们一直插入苏联情报机构的心脏里去。我请求通讯总部为军情五处提供我们在战争期间从无线电安全处得到过的那种服务，即连续不断地监听进出于英国的那些非法的无线电广播。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可通讯总部却只给了一个半的无线电台来监听这些通讯。这种努力真是一种怜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去劝说，也没法使他们给予更多的帮助。
第一次对埃及的密码采取“咽吞”行动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筹划“蚯蚓”行动。在我这次旅行快结束时，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要我研究一个由他们处理的案件。不久前这个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况下结束。我在研究这个案子时发现了一个细节，使我毫不怀疑通讯总部将被迫改变主意。格恩西领我进了一间密室，桌上放着三本档案，封面标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