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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
还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兰街对波兰大使馆搞的同样的工作。当时使馆隔壁的房间暂时空出来了，安全局A 处二科奉命进去安装一系列的窃听器。温特博恩和我带领A 处的十二个人去了。安静是很重要的，因为共用墙那边的目标地常常有人看守。我过分虚张声势，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脱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发出声音来。我们在严寒中一口气干了四个小时。二楼所有的地板都被揭开了，我耐心地在梁架之间的空隙里穿排电线。突然，有一根电线缠在一根有裂缝的托梁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动，于是便一脚踩在托梁旁边的一枚穿钉上，再用手去拉那根电线。就在此刻，穿钉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楼下一层的天花板，一大块被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轰隆一声，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弹，震动了整个波特兰街。响声与灰雾散去，我却被拦腰夹在天花板的破洞里。过了一会儿，四周又是一片寂静。
“我们脱鞋子脱得好啊！”温特博恩干巴巴地嘲弄道。大家都大笑起来，笑声在这间空房子的周围回荡着。
幸好邻居们大概都已经睡熟了，因为后来没有警察跑来过问。贾格尔赶紧修好板条，并用他的快速干燥维修材料重新修补破损处，重新刷上油漆，这时天还没有亮。
他刷完最后一笔油漆，对我说。“彼得，刚才那一下好危险哪！如果你从那朵‘玫瑰花’里掉下去，那我们可就全完了。”
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总的来说，在温特博恩和我的领导下，军情五处的技术工作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与军情六处同一领域的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十年代中期，军情六处能出大纰漏就不会以出小纰漏为满足的。我听说过的最好一例，便是他们的训练工作。他们把一名低级官员放在军情六处的一间公寓里，然后让一队新手去寻找这个官员并审问他。为了避免出事，每次搞这种活动，都要按惯例通知军情五处。
一天下午，A 处二科接到从军情六处打来的电话，请求给予协助。军情六处派出去的那支搜索队显然弄错了藏有他们目标的公寓的层数。他们把上一层的房门撬开了，并开始审问住在里面的那个男子。那男子自然说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队认为他的申辩是预谋的一部分。于是，这帮充满热情的新手对照军情六处教科书上“劝说”一栏的教条，如法炮制。“劝说”完毕之后，这个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来他是一个珠宝窃贼，前不久刚盗了些钻石。显然，他认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会派来对他实行报复的。他把手头藏着的一些小东西都交了出来。
军情六处一个倒霉的官员在电话里恳切地央求我们告诉他该如何处理那个珠宝窃贼以及钻石和被毁坏的公寓，温特博恩听了之后忍俊不禁。后来，他们限令窃贼在两小时之内去欧洲大陆，然后派贾格尔去修好公寓的破损处。
我在A 处二科呆了两三年以后，军情六处开始找上门来要我帮助他们规划他们的技术行动。和军情六处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兴趣。老实说，他们总是策划一些在技术上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动。为了便于吸引美国人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总搞一些类似于柏林隧道那种史诗般的宏大工程。可这种宏大的工程一直没有搞成，而时光却在空耗，甚至连少量的、规模较小的、较为理智的行动也没有搞成。他们还热衷于毫无价值的装腔作势，我认为这不利于行动的安全，而且很危险。譬如，在波恩我们拟定对俄国大使馆采取的“蚯蚓”行动就是这样。
军情六处驻当地的官员逛到这个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卫人员闲扯了起来。这种事若被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还可以，可是登在每周部级情报摘要上反倒几乎没有人看。除了鲁莽瞎干，他们还常常海阔天空地还想，夸大其词地吹嘘，其荒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议使用德国电线，以便一旦行动暴露，军情六处可以矢口否认，而把一切责任往当地的情报部门头上推。
军情六处分站站长说：“天哪，彼得，我们不能做那种不道德的事。”他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
就我所知，军情六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全是做样子给白厅或军情五处看的。事实上，军情六处在约翰·辛克莱爵士的领导下已经成了一个累赘。它仍然拒绝正视由菲尔比这个苏联间谍所引起的可怕的后果。它还继续用三十年代的态度以及三十年代的人员设备在现代世界里开展工作，因而导致他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克拉布行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乘坐“奥尔忠尼启则号”战舰访问英国，停泊在朴茨茅斯港。他们这次访问英国的目的是打算在适当的时刻改善英苏关系。军情五处决定在赫鲁晓夫下榻的克拉里奇旅馆的房间里进行窃听。在正常情况下，克拉里奇旅馆的电话系统里一直装有特别装置，因为军情五处对住在那里的许多外国人很感兴趣。我们了解到在赫鲁晓夫还没有住进去之前，俄国人就派了一个检查组对这个房间进行了检查。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首次启用经过专门改进的特别装置，这是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实验室研制的。这种新型的特殊装置可以不用垫圈就进行安装，因此不易被人发现。我们可以用短波高频兆周在近距离内使电话工作，遥控设备就装在克拉里奇旅馆附近的格罗夫纳庄园里的一间办公室里。整个工作的效果令人十分满意。在赫鲁晓夫的整个访问期间，我们一直在窃听他的房间，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情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赫鲁晓夫是个十分滑头的人，他在旅馆的房间里压根儿就不提任何有点价值的事。记得当时我坐在八楼，译报人员为我翻译他的谈话的大概意思。每次窃听赫鲁晓夫的谈话都是好几个小时，我指望着能从中获得重大价值的谈话内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临终前的情况只字不提，对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命运也闭口不谈，相反，他对他的贴身男仆则大谈自己的衣着穿戴。他是一个极其爱慕虚荣的人，每次都花上几个小时在穿衣镜前精心地打扮自己，非常考究在什么地方对头发进行分路。我禁不住想起艾登，只有他才能与赫鲁晓夫比高低。这两个人都是肆无忌惮的，惟一感兴趣的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出风头。
正当军情五处仔细地窃听赫鲁晓夫时，军情六处却对“奥尔忠尼启则号”搞了一个拙劣的行动计划。军情六处伦敦站站长尼古拉·埃利奥特负责这次行动，他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儿子。这艘战舰的航行速度比原来海军情报处所估计的要快得多。海军部对此一直不了解，于是军情六处想测量一下这艘俄国战舰的螺旋桨。埃利奥特安排了一个潜水员来执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