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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路上都说俏皮话，就像亨弗莱·鲍嘉，”克莱尔说，“而且不买任何人的账。”
“而且抽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办公桌抽屉里藏着威士忌。”达妮说。
“而且姑娘到最后总要害得他们身无分文。”克莱尔说。我们像是倒空了书架，寂静笼罩了房间。克莱尔推开椅子，轻轻地打个嗝，去沙发上躺下。达妮起身开始收拾桌子。我拿起空汽水罐跟着她。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说，“不确定具体几岁，应该是上小学那会儿，附近出了个强奸魔，我看见警方贴在路灯柱上的嫌犯画像和体貌特征。我到今天还记得，他戴眼镜，留小胡子，中分发型。总而言之，警方请大家留意此人，上报一切信息和线索。我当真了。放学回家之类的路上到处去找这个人，更离奇的是甚至开始寻找线索。我甚至搞了个放大镜。”
达妮笑着洗碗。克莱尔躺得四仰八叉，轻轻打鼾。我说了下去。
“我记得我搜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就是线索。一个小像章，我认为是金子做的，其实顶多是电镀黄铜。电线保护帽——就是有一小截电线吊在外面的那种塑料小玩意。味道还没散的雪茄包装管。紫色的，印着金色图案，我觉得很炫。我把这些东西藏在鞋盒里，一边叼着雪茄包装管假装抽烟，一边逐样研究，希望拼凑出什么真相。然后有一天我路过一条小巷，听见一声惨叫。我当然吓坏了，确定强奸魔正在巷子里袭击什么人。我想逃跑，但逼着自己走到小巷尽头，绕向一幢建筑物的背后。我记得我怎么蹑手蹑脚，心跳加速，背贴墙壁。然后，我鼓起全部勇气，探头张望拐角的另一头。”
我停下来，达妮扭头看我，说：“然后呢？发现了什么？强奸魔？”
“当然没有。什么也没有。有一道楼梯通向地下室。谁知道惨叫声是从哪儿来的？有人在吵架，或者是电视。也许根本不是惨叫。也许是小孩的笑声。我再仔细一看，吓得不敢动弹，眼睛盯着一样东西：一根雪茄，抽了一半，就在我前方的地面上。金色和紫色的商标和我那根雪茄管上的一模一样。”
“哇，然后呢？”
“没什么。我捡起半截雪茄，我认为那肯定是什么证据，然后落荒而逃，一口气跑回家。我把半截雪茄放进雪茄管，结果我老妈闻到那股味道，没收了所有东西。她答应会把它们交给警方，但不知为何警方没联系过我。”
达妮笑出了声。
“但这件事的重点——”
“对，我也正在想呢。”她说。
“唔，显然这些东西和强奸魔毫无关系。”
“显然。”
“事情只存在于一个孩子的想象之中。就算雪茄对得上，那又如何呢？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但很离奇。”
“仔细想就没那么离奇了。雪茄和雪茄管？多半是个便宜品牌，到处都有卖的。附近也许存在几十根。我没注意到是因为我没有去找。事物对我们有了意义，我们才会去注意。就像健怡可乐罐、断鞋带、穿蓝袜子的红发男人。谁知道那条小巷里还有什么我没看见但一旦留神就会注意到的东西？比方说新港烟盒或有数字六的撕碎的彩票。我有时候觉得，与其说线索带着我们走向案件，不如说是案件突然让许多东西变成了线索。”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关掉水龙头，擦干双手，“就像我姐姐去世后的情景。我好几年没见过她了，但忽然间不管看见什么都会想起她。纸巾广告，一首老歌。我走到哪儿都会看见她——真的会有一瞬间以为就是她，正在拐弯或者坐进汽车。她活着的时候对我来说好像不存在，离去后却到处都有她的身影。”
我伸手抚摸达妮的手。她用力捏了捏我的手腕，很快松开，去拿手袋里的香烟。我望向沙发，发现克莱尔早就醒了，她睁着眼睛躺在那儿，听我们说话。
“我得回去换衣服上班了。”达妮在敞开的窗口抽烟。窗帘卷动，像是里面裹着个人，马上就要钻出来了。
我拿起克莱尔的车钥匙，和达妮一起出门。终于只剩下我和她了，我们乘电梯下楼，走向轿车，尴尬的气氛重新降临，我搜肠刮肚寻找话题。克莱尔前天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万一克雷真是无辜的呢？你当然可以将弗洛斯基和特雷奥的疑虑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妄想。但确信他是凶手的其他人呢？会不会太自私了？证明克雷无辜，汤斯、警方和法院将大难临头。只是哪怕提一提他也许无辜，就会激怒通纳和其他受害者的家属。在达妮身旁，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很难受。我为她打开乘客座的车门，然后绕过去坐进驾驶座。
“达妮。”我说，关上车门。
“别说话，”她打断我，“咱们做吧。”
我点点头，发动引擎，开了几个街区，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我在一辆卡车后找了个树荫下的僻静位置停车，不小心扫了一眼侧镜，看见一辆新型黑色雪佛兰羚羊在街区前面悄悄停车。我们被跟踪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达妮抓住我的胳膊，我跟着她爬到后排。她脱掉套头衫，解开牛仔裤的纽扣，我瞥了一眼后视镜——没有看见那辆羚羊。她贴上我的身体，我闭上眼睛。
53
接下来几天，我们追踪达利安·克雷多年前的足迹，尽管去的都是让人心情沉重的地方，克莱尔、达妮和我却越来越像一家人，在不愉快地度假：我开车，达妮看错地图，克莱尔躺在后排，讽刺挖苦说笑话，抱怨晕车、肚子饿，吃过饭继续抱怨晕车。她和达妮似乎不比绝大多数亲戚更憎恨彼此，这种正常的感觉无论多么虚假，都让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几个普通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车兜风，互相讽刺挖苦，他们能遇见什么坏事呢？晚上我们叫外卖，中餐、日本餐、马来西亚餐，看重播的《法律与秩序》，怀着一丝希望想捕捉有用的教导。但最后学到的只有一点：假如你想知道嫌犯曾经用电话打给过谁，那么就去检查他的LUD（本地通话记录详情），我靠这个赢了克莱尔一块钱。（“为什么要检查他的肺＇lung＇？”）达妮教克莱尔做瑜伽和普拉提，还令我惊恐地展示了几个基础“舞蹈”动作，克莱尔调整了她对脱衣舞娘的敌视态度。
早上吃玉米片的时候，克莱尔对我说：“总之不会是我选择的职业。”
“很好。”我挥舞调羹表示强调，“所以你必须做家庭作业——我说的是自己做。”
“但达妮很好玩，知道好多有意思的事情。举例来说，你知道白宫痔疮膏能去眼袋吗？”
“我得试试看。”
“我宁可我老爸约会的是脱衣舞娘，而不是那些假惺惺的高级女经理，一个个身穿迷你裙，总想扑上来拥抱我。贱——人。”
我们三个开车去阿斯托里亚找哈瑞尔家，他们的女儿南希遇害前和他们一起住在那儿。一路上我都在找那辆黑色羚羊，但始终没有看见，最后我认为是自己犯了疑心病。
我们找到那个街区，但找不到那个门牌号。沿着那条马路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我们得出结论：他们家和这个街区绝大多数一两户一幢的房屋一样，已经被夷为平地。原址如今是一幢十层的玻璃和钢架大楼。我们停好车，从新办公楼门前走过。商业人士打扮的男男女女，脖子上挂着证件，站在门口吸烟。不知道哈瑞尔一家是怎么想的。凶案和审判之后，他们卖掉屋子，搬家去了本州北部。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有买家肯消灭对他们而言只象征着痛苦的东西：变成纪念堂的家园。然而，我还是很难受。克雷夺走了那个姑娘的未来，现在她的过去也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个空白盒子，而我们站在这里，能看见的只有自己的影子。
希克斯一家曾经是农民，至少按照我的标准来说是农民，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什么地方，但他们的女儿在华盛顿高地生活，学习表演，在下城的一家餐厅当女招待。我们在那家餐厅吃过饭，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到了午饭时间。虽说天气还冷，但我们还是坐在室外。在这里的菜单上，薯条被叫作“棍棍”，达妮点的芝士培根汉堡叫“肉肉”。我为我们的女招待感到抱歉，她身穿人造纤维条纹制服，拼命挤出笑容，说到“超大份超美味的黑椒奶酪脆玉米片”时哧哧直笑。
克莱尔从墨镜边缘投去一个非常克莱尔的眼神。“我看恐怕没那么好味吧。我就要奶酪芝士卷饼吧。话说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啰嗦？”她说。
“绝对的。”可怜的姑娘吓得够呛，尖声笑道。我在她身上看见珍内特·希克斯的影子。贪婪、饥渴、绝望，最害怕的是无法成为明星，甚至忘了应该害怕达利安·克雷，心甘情愿地走向末日。我们开车经过演艺学校——学校还在原处，中城的一幢办公楼里，达利安在那儿贴告示招募模特；然后继续向北去华盛顿高地。在百老汇大道上，我似乎又看见了那辆黑色雪佛兰，它急急忙忙闯过一个红灯。
珍内特·希克斯和两名室友住在河岸公路旁一幢公寓楼的十层。早晨她沿河慢跑，去多米尼加人开的一家面包店喝橙汁，下午去上即兴表演课，整晚端盘子，上贵得离谱但难吃的汉堡。
我们走过她居住的街道，拐进公园。尽管能感觉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浸染，分割公寓开发商在驱赶住户，但高地的变化比纽约的大部分地区要小，就目前而言还保持着原有的风味。人们在商店里说西班牙语。老妇人在窗口看风景，母亲坐在门廊上，孩子在街上玩耍。太阳正在西沉，一整个街区庄严的古老建筑物渐渐变暗，仿佛船只慢慢下水。夜晚很快就要来临，有人会在窗口或车里播放萨尔萨舞曲，响得整条街都听得见。夏天很快就要到了，会有人为孩子们打开消防龙头。
每个夜晚，去过这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纪念地之后，达妮和我开车躲进停车场或小巷，重复我们的怪异仪式，在后座上无言地撕扯肉搏。
54
尽管转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