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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夫，以色列
泽根·渥布隆很喜欢吃衣索比亚料理卜这也是我们选在衣索比亚犹太人开设的餐厅碰头之原因。看他健康的肤色，花白的乱眉配上「爱因斯坦」的发型，他可能被误以为是为疯狂科学家或大学教授他都不是。他从未承认他以前从事哪一项情报任务，说不定他现在还在搞情报。但他公开承认，从某方面来讲，他算得上是个间谍。
大多数的人都是到事情发生之后才相信。原因并不是他们笨或软弱，只是人性而已。我也不怪没人肯相信，我并不是说自己高人一等还是什么的，我猜会有这样的局面应该是生命的随机性，我刚好出生在经常有灭绝恐惧的一群人之中，这是我个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也是思维倾向的一部份，这样也训练我透过试误修正，以便防患未然。
这场尸变疫情，我收到的第一个警告，是来自我们远在台湾的朋友跟顾客。他们抱怨我们新的译码软体程式不好，使得他们在解读中国大陆编码系统的电子邮件时，效果很差，或者至少解码的结果出奇的差，整封信读起来完全词不达意。我怀疑问题不在软体上，而是在讯息翻译上头，这群大陆红军……我猜他们已经不再那么红了……不过对一个老人，你还有什么好要求的？红军有个很讨厌的习惯，就是他们使用太多种不同年代以及不同国家的电脑。
在我向台北提出我的理论之前，我想到也许应该重新读一下那些给搅乱了的讯息。我讶异的是，所有的密码都正确转换成了文字，但是文意本身……都是关于某种新的病毒大爆发，一开始会杀死它的宿主，然后尸体又会复活起来变成某种杀人狂。我才不相信这些，再加上几个礼拜之后台海危机爆发，就没人再继续谈尸体复活变成杀人狂了。我怀疑这些中国的密码使用了二度加密，密码中还藏着密码，这是非常标准的程序，可以回溯到人类学会沟通的第一天。当然，红军密码中所指的并不是死尸，指的一定是某种新的武器系统或是极机密的作战计划。我没理会这事，要忘掉它。不过，正如一位知名人士常说的话：「我的蜘蛛感应侦测到警讯了。」①
之后不久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我跟我女婿在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聊天时，才找出了让我不安的原因。这教授话很多，而且显然多喝了几杯，天南地北的说着他的外甥在南非做的秘密工作，以及「塑泥成人」的故事。你知道「泥人」这个关于犹太教士把生命气息吹入塑像的古老传说吗？玛莉雪莱偷了这个概念写成《科学怪人》这本小说。我一开始什么都没说，只在一旁听着。这家伙开始鬼扯说这些泥人不是由陶上做成的，既不温驯也不听命，当他提到复苏的人尸时，我于是跟他要他外甥的电话。结果原来这个人已经跑到开普敦参加「刺激之旅」，我想应该是跑到海里去喂鲨。
（他翻了一下白眼。）
显然鲨鱼对他另眼相看，在他屁股上亲一下，他就被送去开普敦格鲁特舒尔医院治疗，也正好在那里遇到第一个来自卡尔理恰地区的伤者被送进来。他没有直接见到任何一位病患，但是医护人员告诉他的故事足够塞爆我随身做笔记的小录音机。接着我把他的故事跟那些解码之后变成乱码的中国电子邮件一起交给我的主管。
我算是杞人忧天啦，不过却因此而占了便宜。一九七三年的十月，当阿拉伯人突袭我们，差点把我们赶下地中海的时候，我们早就握有所有的情报，各种警讯征兆，而我们却坐失良机。我们认为周围的几个国家不可能联手起来打我们，尤其不可能选在我们最神圣的节期②开战。你可以说我们因循苟且，刚愎自用，或者集体变笨。情况可以比拟为一群人盯着墙上突然出现的文字，彼此恭贺说他们已经把这些字的意义解读出来了，其实在这群人背后有一面镜子，镜子上面的影像才是文字所要传达的真正讯息，只不过没人要瞧那镜子一眼。好吧，希特勒想消灭犹太人没成功，阿拉伯人倒是差点就成功了。我们经历过这次教训之后才学到，一定要深入了解讯息，而且把结果当成国家政策。自从一九七三年起，如果九位情报分析师得出相同的结论，按照规定第十位就必须得提出异议，无论多的不能或多么的牵强、夸张，至少总得有一个人深入钻研。如果某个邻国的核电厂有可能转为制造武器等级的钸，你就必须去研究详情；如果有谣言某个独裁者将要建造一座巨型加农砲以便把炭疽热砲弹打到全球，你也必须发掘真相；虽然死尸不太可能复苏，变成咬死我们的食人机器，但我们还是得一再挖掘，直到找出真相为止。
那就是我所做的，我挖掘。一开始并不容易，先别管中国了……台湾危机让所有的情报搜集都暂告停止……我的消息来源几乎断光了。只有一堆没用的假情资，尤其是在网路上传的，说僵尸从太空跑来了，或从「第五十一区」③跑出来了。……世上的人怎么这么迷「第五十一区」呀？过了一阵子我开始发现比较多有用的资料：类似像开普敦的「狂犬病」……那时它还不叫做「非洲狂犬病」。我发现到一些心理评估报告，研究对象是一位最近才由吉尔吉斯返回加拿大山区部落的退伍军人。我还在一位巴西护士的部落格上，读到她告诉她的朋友关于心脏外科手术的杀人案。
我的消息大多数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是个官僚系统的极品代表，有非常多珍贵的资料，全都被深埋在无人阅读的报止口中。我在全世界所发现的事件中，全都缺少足够的解释。这些个案让我拼凑出僵尸疫情的全貌。消息中描述的人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充满敌意，而且毫无疑问的正在散布全球。我也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终结它们存在的方法。
从脑下手。
（他笑了笑。）我们这样讨论，仿佛是某种神奇的技艺，像是圣水或银色魔弹。可是为了歼灭僵尸，唯一的方法就是摧毁大脑。其实，这不也同样是歼灭人类的唯一方法吗？
歼灭人类？
（他点头。）我们不就是这样吗？靠着一具我们称为「身体」的复杂、脆弱机器来维持大脑的存活。这部机器只要有一部份受损，甚至只要剥夺必要的食物或氧气，大脑就无法生存。这就是我们跟「活死人」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异，他们的大脑不需要其他系统来存活，所以我们必须直接攻击器官本身。（他用右手做出一个枪的形状，举起抵住他的太阳穴。）方法很简单，不过我们要先认清问题的存在！按照尸变疫情散布的速度，我认为也许该谨慎一些，向外国的情报圈确认一下。
保罗·奈特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友情可以回溯到恩德比，就是他建议我们特种部队使用一辆跟乌干达独裁者阿敏一模一样的黑色宾士座车。④小正好在他所服务的政府机关「重整」之前保罗就先退休了，跑到美国马里兰州贝瑟斯塔的私人证询公司服务。当我到他家找他的时候，我很震惊的发现到他不仅也在忙着同样的专案工作（当然是在他私人的时间），而且他所搜集到的档案几乎跟我的一样多。我们整晚熬夜阅读彼此发现的资料，两人不发一语，我认为我们全都钻到档案里头，根本不觉得身旁还有另一个人，整个世界都消逝了，我们只顾着眼前的文字。我们差不多同时读完，正好是东方的天空出现曙光的时候。
保罗阖上最后一页然后看着我，以一种非常实际的口吻说：「糟透了，对吧？」我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然后说：「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渥布隆－奈特」报告写成的过程。
我希望后人不要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因为报告执笔人多达十五人，包含病毒学家、地下情报工作者、军事分析家、新闻工作者，甚至一位原本在雅加达监看选举的联合国观察员，结果正好碰上僵尸疫情人爆发袭击印尼。这十五人，每一位都是各自领域的高手，在与我们接触之前，每一位所持的定见也都相近。我们的报告还不满一百页，堪称精简，但涵盖面很广，我们认为里面的讯息可以永保僵尸疫情不会扩大。就我所知它相当有可信度，南非的作战计划也采用了它，算是实至名归啦。如果有更多的人读过我们的报告并且照着它的建议去做的话，那么根本不需要搞出后面的作战计划来。
不过真的有人读了你们的报告，并且照着内容去做。可定你们自己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只有装装样子吧，而且他们计较的是成本。
①这是源自电影《蜘蛛人》的一句话。
②指赎罪日战争，当时是犹太人的斋戒月。
③第五十一区位于美国内华达西南方的偏远地区，是试验新武器的测试场地。
④一九七六年六月底，法航一架从以色列起飞的客机遭到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劫持，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比机场。七月初，以色列派遣特种部队，自该国本土经过长途飞行抵达恩德比机场，然后驾驶一辆与乌干达独裁者阿敏同款的宾士车骗过机场守卫，击毙恐怖份子后救出人质。
伯利恒，巴勒斯坦
以他粗犷的脸庞和优雅的魅力，沙拉登·卡德能够当个电影明星。他友善却不谄媚，自信却不自大，是纪伯伦大学的都市计划教授，而且明显受到所有女学生的爱慕。我们坐在纪伯伦的铜像底下，它打磨光亮的青铜光彩在阳光下闪耀，就像这个中东最富庶的城市里头的每一样东西。
我出生、成长于首都科威特市，我们家是少数没有在一九九一年之后被驱逐出境的幸运者。当时阿拉法特向海珊靠拢，想要一起对抗世界。我们不富有，但我们也还过得去，日子挺舒服的，我受到父母的呵护，从我的举止就能看出。
我每天放学后去打工，就看着星巴克柜台后方播放的半岛电视台，那是下午的尖峰时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