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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叛军，当时我们正往黑山前进，那也是打从跨越落几山脉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坦克，感觉很糟，你知道事情会怎么收场。
有许多关于某些隔离地区的故事，说他们采取了非常受到争议的求生方式。
是喔？那又怎样？去问他们啊！
你有看过吗？
没有，而且我也不想。有人想试着告诉我，就是被我们解救的人。他们内心有很大的疮疤，只想把那些东西倒出胸口。你知道我都跟他们说什么吗？「将一切留在你心里，你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的烦恼够重了，不必再加颗大石头，你懂吧？
那事后呢？你有没有跟这些人谈过？
有，而且我读了很多他们受苦的事。
他们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狗屁，我不知道。我凭什么来评论那些人？我当时又不在场，不需要面对那一切。我们现在的对话，还有你那些假设性的问题，当时我哪来的时间多想，我还有工作要做。
我知道，历史学者喜欢讨论美国陆军在挺进的时候为何死伤这么低。所谓的低，是跟其他国家相比，像中国或是老俄；所谓的低，是只计算死于僵尸的人数。有一百万种方式能让你挂掉，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没不在「威胁金字塔」里面。
疾病是一大死因，那种原本早该绝迹的疾病，像是中古时期的疾病。没错，我们有吃药打针，饮食均衡，还有例行检查，但到处都有太多秽物，土里、水里、雨里，还有我们呼吸的空气里。每当我们进入一个城市，或者解救一个区域，至少会有一个人挂掉，就算没死也会因检疫而被栘送。在底特律，西班牙流感夺走我们一排的兵力，长官真被吓坏了，整整花了两个礼拜来彻底检疫所有部队。
另外还有地雷跟诡雷，有些是民间设置的，有些是逃往西部时设下的，当时觉得很有用，只要一哩又一哩的埋设，就可以静待僵尸触动被炸个粉身碎骨。唯一的问题，地雷不是这样用的，地雷不会把整个人爆浆到消失，只会炸断一条腿、炸掉脚踝或是鸡鸡老二，这才是地雷设计的用意，不是要杀敌，而是伤敌，让军队必须花费宝贵的人力物力去照顾伤兵，送他们坐着轮椅回家，之后只要一提到战争，伤兵的平民爹娘就会想起：支持战争可不是个好主意。但是僵尸没有家，没有平民的老爸老母，传统地雷只会制造一群缺腿断脚的僵尸，要说有什么效果的话，只会让你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你希望它们站直一点，这样比较容易侦测，而不是在草堆里匍匐，等待你一脚踩中它们就像踏到地雷。大多数地雷埋设的位置已不得而知，许多在撤退中埋设地雷的部队没有正确标记，或者已经把座标弄丢了，或负责埋设的人早死了，没法告诉你。然后你还得应付那一狗票愚蠢独落客的杰作：尖竹钉和预设好以绊线射击的霰弹枪。
我就是那样失去了一个朋友，在纽约州罗契斯特市的沃尔玛购物中心。他是萨尔瓦多出生的，但在卡里长大，你听过「波尔高地男孩」吗？他们是洛杉几极难缠的帮派份子，由于违反法律，曾被驱逐出境，遣返萨尔瓦多，我的伙伴就在战前被丢回祖国。他一路从墨西哥杀回来，当时正是尸变大恐慌最惨的时候，他全靠双脚和一把开山刀，他已经没有家人好牵挂，也没有朋友，只有寄养家庭。他非常爱这个国家，让我想起我爷爷，你知道的，那一整套的移民故事。结果他脸上被一把十二号散弹枪打中，大概是某个早已嗝屁多年的独落客干的，该死的地雷和诡雷。
还有各种意外事故，在战火中许多建筑物都变得很脆弱，经年的弃置，加上一呎又一呎的积雪，整个屋顶毫无预警就会坍塌，整个结构就这样垮下来。在类似的意外中我失去另一个朋友，她当时刚好有敌情，是个野人从废弃车库窜出来扑向她。她开了枪，光只这么一枪就够了，引发屋顶雪崩，我不知道那些压毁屋顶的雪和冰总共有几磅重。她和我……我们……很亲密，你知道的。虽然我们没有去登记，因为我们认为登记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我们两个当时应该认为，如果没正式登记的话，万一我们其中哪个人怎么样了，另一个人应该比较容易承受一点吧。
（他朝着外野席望去，向他太太微笑。）
没有用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长叹了一口气。）
还有心因性死伤，心理因素而把自己搞死，比其他死亡原因加起来都还多。我们有时进入构筑防御工事的区域，里头只见被老鼠啃光的尸骨。我是说那些没有被僵尸攻进去的区域，里面的人是死于饥饿或疾病，又或许是放弃了求生的念头，不想见到明天。有次我们突破一间在堪萨斯州的教堂，里面的情况显然是成人先杀死小孩然后自杀，我们排里有个阿米许派教徒，唸完里面所有人的遗书，牢牢记住遗书内容，唸完一封就在自己身上割一道伤口当记号，小小半吋的刻口，这样他才能「永志不忘」。这疯子从脖子到脚趾全划递了，当排长在教堂外发现的时候……立刻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大部分的精神病案例都是在战争晚期发生。不是因为压力，而是因为缺乏压力，你了解的。我们都知道快要结束了，我想大家已经撑了这么久，脑中一定会有个微弱的声音在说：「嘿，老兄，现在没问题了，你可以松手了。」
我认识一个家伙，壮得跟犀牛一样，战前是职业摔角选手。有次我们沿纽约州普拉斯基附近的高速公路挺进，风吹来一阵味道，是某辆被撞成两段的大货车，车上载满了香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产品，就是一般便宜的购物中心味道。他一闻到就当场僵住，像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完全停不住。他是个怪物，体型可比两个大汉加在一起，还曾在肉搏战中抓起僵尸当做棒子使，真是个山怪，我们动用了四个人才把他抬上担架。我们猜一定是那香水让他想起了某个人，我们从来不知道是谁。
另一个家伙，没什么特别的，接近五十岁，秃头又挺了个啤酒肚，再平凡不过，他的长相在战前那种超闷的广告中很常见。我们在印第安那州的哈蒙市侦防芝加哥的围城状况，他侦察的房子位在一条废街底，完整无缺，窗户被木板封死，但前门被冲破。他脸上有一种表情，一抹笑容。我们在他脱队之前，在听到枪响之前，就早该料到了。他就坐在客厅里，在那张破旧的安乐椅中，标准步兵用步枪就夹在他两膝之间，脸上仍然挂着那抹笑容。我查看壁炉台上的照片，原来这里是他家。
那些是极端的例子，即使连我都猜得到。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案例，你永远不会知道。对我来说，问题不是谁崩溃了，而是谁能挺得住，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有一晚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我们在狄林橡木公园，守着从尸变大恐慌就在那里的成堆白化尸骨。两名步兵拾起这些颅骨，然后开始演短剧，扮演童谣里面的两个宝宝。我大哥就有这张童谣唱片，它比我的时代还早了几年，那些X世代的老士兵爱死它了。有一小群人开始聚集，大家开始对着两个骷髅大笑叫嚷：「嘿！嘿！我是个宝宝。你以为我是什么，难道是一条面包？」这首歌唱完之后，每个人又自动唱起另一首，「有一块土地我知道……」像敲五弦琴一样敲着大腿骨，我穿过重重人群，望着我们连上的心理医生。我老是不会唸他真正的名字，叫权卓什么的医生，我跟他眼神交会，对他做表情，好像在说：「喂，医生，他们都疯了，对吧？」他看懂了我眼里的疑惑，因为他只是对我报以微笑并摇了摇头。我吓了一大跳，我是说，如果那些行动疯狂的人没有疯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疯子？
我们的班长，你可能还认得她，她打过那场五所大学的战役，记得那位高挑英武，带了一柄长剑，歌声有如天使的女子？她看起来不像当年在电影中的模样，她瘦到身材都没曲线了，又长又密的闪耀黑发剃成了小平头。她是个好班长，阿瓦隆士官。有天我们在田野里发现一只乌龟，那时候乌龟就像独角兽一样，快绝种了。阿瓦隆露出一种表情，我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像个孩子似的，她笑了，她从来不笑的。我听到她对着乌龟轻声的说了些话，我以为她是叽哩呱啦乱说的：「米他咕耶鸥牙欣。」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原住民的拉可达语，意思是「我所有的亲族」。我不知道她有苏族原住民的血统，她从没提起任何有关自己的事。突然间，权卓医生像个鬼似的出现，习惯性的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以某种轻柔、没什么大不了的口吻说：「好啦，士官，我们一块儿喝杯咖啡吧。」
就在那一天，总统逝世了，总统一定是听到那阵轻柔的声音：「嘿，兄弟，现在没事了，你可以放松了。」所以就放心走了。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副总统，认为他绝不可能接替老大。我真的很能体会他的处境，主要是因为我也身在相同的窘境，阿瓦隆一死，我就变成班长了。
我才不管战争是不是要结束了，这一路上还有许多战役在等着我们，仍有许多好人会说再见。我们到杨克斯市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来自希望城的老兵。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路过所有生锈的残骸、废弃的坦克、压毁的全新休旅车、人体的遗骸。我不认为自己还能有什么感觉，一旦当上班长，有太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新面孔要照顾。我能够感受到权卓医生一眼就看穿我的眼光，他从不走近我身旁，从不透露有什么事不对劲了。当我们登上哈德逊河岸的驳船，我们终于四目相交，他只是朝着我微笑，并且摇摇头。我做到了。
①「狮子的咆哮」（Lion's Roar），由工头影片公司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所制作。
②「现在有多快」（How Soon Is Now）的序曲，由英国歌手摩芮斯（Morrissey，生于一九五九年）和强尼·